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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几乎与皇帝分权而治。
这对于要建立绝对权威，使时代深深打下自己烙印、雄心万丈的刘彻来说是急于要改变的状况。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决定强化君权，削夺本不该属于丞相的那部分权力。
他不再任外戚为相。
也一改过去从侯爵中选相的惯例，而是先拜相，后封侯，丞相拜相时不是侯爵，也就不存在自恃高贵之心，对皇帝的重用自然感激涕零，便完全匍匐于皇权之下，与此同时，汉武帝对丞相严加督责，使丞相不敢凌驾朝廷之上。
更厉害的一手是，汉武帝扩充内臣，在正规的朝廷系统之外，创设自己的决策班底，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们变成了只是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
为了钳制丞相等重臣的权力，汉武帝还想出了一个制衡的办法，那就是借文人之口来牵制权臣之手。
他召用原属诸郎宫中的文学之士，如枚皋、司马相如、严助、东方朔、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充任自己的幕僚，委以重权，参与谋划军国大事，对朝政，他们也可以参与辩论。
这样一来，一方面确实减少了决策的失误，同时又限制了相权。
有一天，丞相公孙弘向武帝建议：“十个贼若拉满了弓，一百个衙役也难近前。
如果禁止百姓携带弓箭，将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
汉武帝召开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虽然，公孙弘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
但吾丘寿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说：“古人制造各种武器，并不是用来互相残杀，而是用来镇压凶暴、制止邪恶的。
秦王朝吞并天下，把所有的武器全部销毁。
结果呢，人民使用犁耙、锄头、马鞭、木棒等互相攻击，犯法的更多，贼盗难以扑灭，终于酿成天下大乱。
所以圣明的君主应主动推广礼义教化，而不是消极地去禁止，因为消极地禁止毫无用处。
《礼仪》说：‘男孩诞生，用桑木弓、蓬草箭，向天和地，以及东南西北，各射一次，宣告周知。
’而且‘大射’的规矩，从天子到平民，三代以来始终如此，并未见什么变更。
我还听说圣明君主的教化，文武合一，没有听说过禁止弓箭。
且禁止的原因，是因为强盗匪徒可以用它来抢劫。
抢劫之事，罪该当死，但迄今无法根绝，那些罪大恶极之徒，对于法律的重刑，并不在乎。
恐怕邪恶的人携带弓箭，衙役无法禁止，而善良的人用弓箭保护自己，反而抵触法令，实际上这是鼓励盗贼匪徒行凶，剥夺人民的自卫工具。
我以为不能禁止。”
吾丘寿王不同意禁和堵，而主张导和疏。
分析了禁的利弊得失，合理合情，又援引了秦国的例子，颇具说服力。
公孙弘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这种事关决策的会议进行过多次。
严助、朱买臣等人都在决策过程中，对丞相和其他重臣的提议进行驳议后使其被否决。
河东太守以造假的出土“周鼎”
，取宠于武帝，武帝信以为真，心花怒放，也是吾丘寿王揭穿了造假者的底。
让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汉武帝的目的是集权。
但他在用人去制约人，用文士之“口”
制约丞相之“手”
的做法，确实成功地抑制了一些人膨胀的权力欲，同时使丞相的决策更符合实际。
这一点是应予肯定的，因为，在同一体制内部，过分膨胀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终不是一件好事，历代很多奸相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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