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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其为术相反而然也。
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
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昔者“常有余”
、今者“常不足”
的差别，是不同的政策所造成的；而造成“今”
与“昔”
政策上变化的具体根源又在于“众弊”
的存在。
“何为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
但是，弊端还不止于此。
欧阳修进一步指出：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
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僭侈之费，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以尽举也。
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
……天下几何其不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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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弊丛生，天下匮乏，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严重的“社稷之忧”
、“天下之忧”
。
欧阳修还进而分析了“不量民力以为节”
关键是“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
，“不量天力之所任”
即“不知水旱之谓也”
。
他在本文末了写道：“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
这反映了史家之忧的积极意向。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
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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