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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论及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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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论和民族关系论，也是这个时期极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
这在史家思想和史书编著上都有明显的反映。
隋唐之际，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的修史情况，主张“编年以备南北”
[219]。
这是表明，在历史撰述上要恰当处理南北朝关系，其中自然包含着民族关系。
唐高祖“修六代史诏”
说：“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
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220]诏书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北周皇朝，不仅承认它们的历史地位，而且毫无贬词。
唐修《晋书》，对西晋江统《徙戎论》的主张并不采取附和态度，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
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
[221]这实际上是不同意把西晋之亡归咎于“戎狄”
的说法。
《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也并非一概骂倒，有的甚至给予很高评价。
《隋书·经籍志》史部以“霸史”
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之后，居于“起居注”
类之前，并对其所记政权的成就给予相当的肯定。
刘知幾《史通·称谓》篇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
这些，都是反映了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
在这方面，杜佑《通典·边防序》所论，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
《通典》这部书，还比较深刻地反映出了杜佑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
这个观点，在《通典》中有广泛的表现，而最突出的反映，是他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这里说的民族问题，主要是指“中华”
（或称“华夏”
）、“夷狄”
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程度与差别问题。
杜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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