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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
文帝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己作，岂命也哉！
[204]
这一段话表明，宋文帝的“弑逆之祸”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他自己的种种失误所酿造出来的。
“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
，这在历代封建君主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许多次政治动乱甚至是引起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此论，对宋文帝来说固然不错，对后世的封建君主也有警戒的意义。
在讲到南朝宋齐二代“废主”
之多的问题时，作者把自己关于天命同人事的看法说得更明确了：
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狂暴，前后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
岂天性哉，盖人事也。
唯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
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乐，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
[205]
这里，不仅强调了“人事”
的作用，而且把人事也讲得很具体，很切实，即教育的作用。
《帝王略论》着重于论，但它在这里，也从史实上概括了宋、齐二代“废主”
之多的原因。
这对最高的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当然，作者对待“天命”
，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有时，他还相信“冥数”
的存在[206]，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唐太宗所撰《帝范》12篇，是专给太子阅读的政治读本，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见解，涉及历代君主治国安邦的得失，因而也是一本根据历史事实写成的君主论。
它的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
唐太宗在序文中写道：
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
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207]
唐太宗为一代明君，他晚年所写的这部君主论，自然也包含了他本人的经验教训，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不同于一般君主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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