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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大环境使得我国家庭在结构、功能、活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有部分家长对这样的变化适应较慢或者适应困难，或者只是被动地接受。
在此，我们主要从传统的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背景、社会用人制度的不合理、社会舆论的误导三方面来探讨家长产生误区的背景。
（1）传统的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背景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父母的生活方式、心理特点、价值观及可接受行为的标准不一致。
我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意识和孝道至上的伦理价值取向，遵循仁爱孝悌的道德原则，总是把人放到一定的伦理关系中来考虑，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提升，寄托于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因而，在家长的儿童观上存在着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这种文化具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或家族轻个体的倾向，过分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不重视个人的自由，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较少地考虑儿童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儿童个性的形成和发展。
另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个人的功名荣耀等精神因素，一般情况下，我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家长也很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用来衡量孩子的行为表现和未来发展。
这些父母在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两面性：既过分宠爱又极端严厉，他们一边责打孩子一边还想着这是为孩子好，却没想到孩子也有发展和自由的权利，应当尊重孩子的人权和选择。
（2）社会用人制度的不合理。
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个人的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学而优则仕”
或试图通过受教育来改变个人及家庭命运的观念，仍然较深地存在于普通百姓心里，与其责怪它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还不如说是受当前大形势下用人制度、劳动分配制度、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所绊。
因此，家长在养育观上存在的误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3）社会舆论的误导。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广泛实施，使家庭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家庭收入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各种开销有所上升，多种现代化教育仪器能在家庭使用，儿童间在求学、就业等方面相对可以平等竞争，西方早期教育思想通过各种媒介得以广泛传播，使得家庭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此大环境下，父母对儿童的成长特别关注，除了加强家庭教育的力度以外，对儿童在机构教育中的表现、发展、成绩等格外重视，与此同时，对机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忧心忡忡。
总之，家庭的教育功能与其他功能相比，加强的趋势特别明显。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对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智力假说”
的推介，极大地刺激了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的迫切心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迅速成为大多数家长的共识，家庭早期教育热在中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升温，蔓延的势头极为强劲。
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早期教育和早期智力开发的热潮，多种与早期教育相关的图书、杂志、报纸、电视节目等层出不穷，为早期教育的“高烧”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强势推动之下，许多家长纷纷给幼儿园和幼儿施加压力，要求尽早教幼儿学习读、写、算、拼音和外语，他们把孩子识多少字、会不会算算术、能不能认拼音、能否说外语作为衡量幼儿园教育质量高低的指标；报纸、杂志上开发婴幼儿潜能的广告和报道连篇累牍。
结果是，幼小的儿童被家长“轰进”
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特长班”
；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长，高薪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学习各种知识；天价幼教机构应运而生。
许多父母既不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和需要，更不遵循各年龄段儿童的特点，一味将自己的希望、要求强加在孩子身上，他们决定孩子学与不学、决定孩子学什么、决定孩子怎么样学。
这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长的养育观产生了误区。
“儿童成长的社会氛围是鼓励儿童尽早成为‘标准化的成人’，在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儿童的生命过程本身却被忽略了。”
[3]
（二）父母角色
在个体扮演的各种角色中，父母角色对学前儿童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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