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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oryTower）。
[9]伯蒂尔森（MargaretaBertilsson）把洪堡的大学理想概括为四个要求：把科学与研究联合起来；通过哲学把各种经验科学联合起来；把科学与普通教养统一起来；把科学与普遍的启蒙结合起来。
如果这样理解高度专门化的科研辩解和指令，那么1810年柏林原理的丰富内容事实上是现在所谓自由教育的一个变种。
[10]自此，德国大学的灵活性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其体现出一种以专业化的知识传授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为方向的理想，逐渐成为其他先进国家学习与效仿的高等教育模式。
可以说，进入19世纪以来，在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德国大学逐渐摆脱了英式古典大学完全通过教学培养自由人的机械观念，开始转向更注重人类理性的科学与研究，并通过这种现代大学观获得了合法地位。
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宣布了以神学为主导的巴黎“教会大学模式”
时代的结束，崇尚科学和真理的研究型大学模式时代的到来，它因教学与研究并重的特色而成为“所有现代大学之母”
。
二、19世纪中叶的英国大学观：大学是通过传授“自由知识”
培养“有修养的绅士”
的场所
18世纪8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正向纵深发展，大学与工业革命的互动关系日趋紧密，作为道德哲学理论分支的功利主义哲学[11]开始在英国兴起。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大学改革正风起云涌、日新月异、而牛津和剑桥大学则波澜不惊，暮色沉沉。
这促使以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密尔（JohnStuartMill，1806—1873）、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以及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对纯粹“象牙塔”
式大学理念进行了反思，要求大学实施科学教育，培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实用型人才；要求英国大学向德国大学学习，开展科学研究。
因此，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开展了三次有关大学教育的大辩论。
而在19世纪有关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论战中，英国著名神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是古典教育的坚决支持者，并反对大学从事科学研究。
1852年，纽曼出版了他的演讲和论文集《大学的理念》（TheIdeaofaUy），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学理念，对世界大学理念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巨大的影响。
一般认为，红衣主教纽曼是世界大学史上第一个真正从学理上来阐述有关大学理想与教育观的教育家。
克拉克·克尔如此评价道：“大学观也许从未有人像纽曼红衣主教在一个多世纪前创立都柏林大学时表述得那样清楚，”
[12]以至于其后所有有关大学教育的论著都成为注脚。
在《大学的理想》中，纽曼认为，大学最主要的功用不是科研而是教学；作为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提供了进行自由教育及其智力训练的场所，培养和造就有知识、有智慧、有修养的绅士。
他还指出，普遍性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因为对大学来说，“如果人员不是来自世界各地，就不会有探索各种知识的教师和学生；如果不是聚集在同一个地点，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学校。
因此，从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形式看，大学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
[13]。
简要地说，纽曼的大学教育理想就在于通过自由教育训练人的智力，造就社会的绅士，提升社会的品位和格调。
为此，大学应该提供普遍和完整的知识教育，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性知识，或说“知识本身即为目的”
[14]。
他认为，“知识之所以真正高贵，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理不在于它的后果，而是因为它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哲学过程的胚芽。
这就是它本身是目的的理由，这就是它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的知识的原因”
，因为这种“本身既是工具又是结果的知识叫做自由知识”
，或称为“哲理性知识”
（philosophiowledge）[15]。
因此，纽曼所倡导的大学“是所有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现、实验和思考的有效保护力量”
，也是“众多学派荟萃的场所，各学派的人地位平等，他们的观点仅服从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可以安全地思考和探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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