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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你将永远感觉不到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
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对于作为一个人的他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
[25]，而对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灵感来说，热情乃是先决条件。
在年轻人圈子里近年来流传一种说法，完全可以通过量化来做学问，或在实验室的统计中产生，与工厂制造产品没有两样。
它们只需要冷静的头脑，而无须心灵的参与。
对于这种谬论，韦伯断然指出：“发出这种高论的人，一定对工厂或实验室里工作的情形一无所知。
在这两种地方，工作人员的脑子里都必须有一些想法，而且必须是正确无误的想法，他才能够用这些想法取得有价值的成就。
这些源自灵感的想法不能强求，它和冷冰冰的计算毫无关系……正常情况下，这种灵感只有由经过专心、辛勤工作之后才会涌现……如果灵感不能取代工作，换言之，工作也不能取代灵感，不能迫使灵感涌现，热情自然更不会出现。
热情与工作结合起来才可以激发灵感，最主要的是要合二为一。
即使如此，灵感只有它愿意的时候才会出现，并非我们希望它来它就会到来。”
[26]
概括地说，19世纪9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官僚制度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剧烈变化与深化的年代，德国传统大学都是以洪堡型大学体制为样板，把大学规定为真理的殿堂，拒绝以获取资格的考试制度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下的高等教育制度，倡导“以学术为中心”
的范式。
这种新范式的目标就是要让原来处于下位的哲学学科上升到与神学、医学、法学（上位学科）具有同等的学科地位。
这种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反官僚制度的原理或要求制约官僚制度的发展，否定官僚体制下的身份等级制度。
但是，这种洪堡型大学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成员由于官僚化的兴起，开始渐进地向新的研究体制和研究群体转化。
韦伯对大学现状的关心，是基于参加德美两国学术交流并访问美国之后开始的，这一经历使得他特别关心美国大学体制，尤其是其大学体制中的官僚制度。
美国大学的官僚制度化开展得很早，而且在教师职称管理中，带有雇佣性质的“助教”
制度很早就纳入了官僚科层的制度框架。
此时，德国“同僚制”
支配下的“编外讲师制度”
基础面临逐步瓦解，研究所设立“助教”
的新制度开始诞生，最终结果表现为“大学在两种体系对抗中逐步朝着官僚化的方向变化”
。
[27]因此，韦伯内心深处面临深刻的矛盾：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以社会学为基础学科的知识体系与产生这一知识体系的大学研究机关官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呢？对韦伯而言，研究机构的大型化、经营化和专门化的官僚体制，贯穿了整个现代学术体系。
大学机构与官僚体制这两种体制的构成及其逻辑存在很大的落差，而且它们之间的不协调与“矛盾”
正好涉及韦伯本人的“学问论”
。
因此，作为理性主义者的韦伯基于学问伦理原则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行动选择：一方面承认象征官僚化进程中的所长负责制，承认其中的服从关系；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立场反映到了维护大学“学术自由”
与“价值中立”
的具体行动上，扛起“责任伦理”
的大旗，冲在斗争的最前列。
正如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大冢久雄指出的那样，《以学术为志业》言及了对探索现代科层社会中如何保持个人自由方法的学者来说，必然要提出的根本的问题——“专家”
的生存方式问题。
[28]也就是说，时代仍然需要真正具有“责任伦理”
的学者自觉承担起救助这个系统的学术职责，即使未来“面临官僚制度的趋势的优势，还是能保持某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活动自由，还能在某种程度进行挽救，我们首先这样去做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29]。
而20世纪70年代图雷恩的声音也似乎在印证那个时代先知先觉者的忧心，因为尽管“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
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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