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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
这说明，南宋人批评蔡京误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认为变法乱了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难，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历史学者方志远曾指出，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所谓的“奸臣”
，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传》，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做派太正，写史者也怕引起非议。
但王安石以下，蔡确、吕惠卿、章惇等人，要么做派有问题，要么名声不太显，拿来欺负一下，让他们为北宋亡国顶罪，那是最好不过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变法派的连带结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
北宋政坛上基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因此被史书描述成忠奸对立的道德之争。
当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历史事实便进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时期，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对变法派的清洗和贬谪，从本质上来说，跟后来宋哲宗亲政时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清洗和贬谪是一模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血腥和无情。
在这场轮回反复的斗争中，双方都犯了错误，应该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谴责。
正如梁启超所说：“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
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
若要赞美，双方应一起赞美；若要谴责，双方应一起谴责。
这是对等的。
可是，在经过忠奸对立的道德书写之后，司马光的冥顽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对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样做法，却被当成了奸臣对忠臣的谗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坛的党同伐异，但也反对将司马光与章惇的同类做法区别对待，至少，他们都不是完人，在报复政敌方面应各打五十大板。
更为悲剧的是，无论身前死后，在争夺道德高地的斗争中，向来耿介、从不投机的章惇始终处于下风。
他不仅被元祐党人当作“奸臣”
，还被以新党自居的徽宗朝权相蔡京当作“奸臣”
，名字被刻入《元祐党籍碑》。
最后，更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
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
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真实状况与身后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并不罕见。
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从未获理解的人，确实是悲剧中的悲剧。
因此，有历史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
。
说起来，作为章惇的老朋友，苏轼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生前虽然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
而章惇，或许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求取历史的公正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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