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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世很多人夸大了曾巩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
从曾巩在地方辗转为官，基本都执行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看，他也是变法的认同者。
他的两个弟弟，曾布和曾肇，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但曾巩也未因此而批评或反对他们的选择。
曾巩并非一个保守派。
他和王安石一样，都认为应当变法才能解决“三冗”
问题挽救大宋。
不同的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改善的空间，所以向王安石提出来，可是向来执拗的王安石不听。
举个例子，王安石主张，为了解决“三冗”
问题，必须增加国家收入，所以变法内容基本以增加税收和朝廷控制社会财富为主。
而曾巩后来给宋神宗提出来的变法方案，则把重点放在节约开支上，只有裁撤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才能压缩财政开支，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三冗”
问题。
客观地讲，曾巩压缩开支、量入为出的方案，比王安石增加收入、量出为入的方案，更为彻底。
宋神宗在看了曾巩的方案后，也盛赞说，在节约开支这一块，没有人讲得像曾巩这么透彻，并把曾巩重新召回了朝廷。
宋神宗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
。
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一点儿也不吝啬呀。
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
，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
。
宋神宗连连点头。
可见，不管怎么样，曾巩依然是最了解王安石性格的那个人。
可惜，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隐居江宁，曾巩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安石的执拗，以及变法内容的瑕疵，最终导致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失败。
南宋人叶适说，曾巩“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补”
。
而这恰恰证明了曾巩是一个道德操守极高的人。
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为宰相的时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坚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愿如此，他宁可艰难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在举朝需要站队之时，曾巩不幸成了新党、旧党两面不讨好的人物。
他曾说自己，“立朝无所阿附，有见嫉之积毁，无借誉之私援”
。
这一点像极了苏轼。
1083年，曾巩病危于江宁之时，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
一见面，王安石就对曾巩议论朝廷人事，说最近又有谁谁谁被任命为啥职位了，那谁谁谁只是一个屠夫，怎能胜任这职位呢。
曾巩病重，无法说话，只有点头。
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对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对方当成外人。
4
1083年，65岁的曾巩病逝时，京城盛传他与当时被贬在黄州的苏轼“同日化去”
，连宋神宗都很震惊，叹息不已。
后来才知道，苏轼还活得好好的，但曾巩是真的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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