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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惺惺相惜的程度，有点像杜甫遇见了李白；所不同的是，杜甫与李白是单向互动，一个崇拜另一个，而曾巩与王安石是双向频繁互动，相互推崇，情深义重。
如今，我们读两人的文集，还可以读到他们写给对方的很多诗文、书信。
王安石的性格很怪，不通人情世故，但在曾巩面前，却能写出深情款款之句，说“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
。
他还无比担心曾巩的境遇：“州穷吉士少，谁可婿诸妹？仍闻病连月，医药谁可赖？家贫奉养狭，谁与通货贝？”
——曾巩那么多妹妹，要怎样找到好女婿呀？曾巩又生病了，这医药费可怎么解决呀？曾巩要养一大家子，又那么穷，这钱从哪里来呀？真是替曾巩愁死了。
曾巩在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也经常给王安石写信，排解忧愁：“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
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
两人曾在不同时间段遭受流言蜚语，但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替对方辩诬。
曾巩长期考不上进士，人家讥讽他，曾巩不以为意，但王安石看不过去，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你们这群小子，不配诽谤曾巩，他即便终生不遇，处境低微，死后他的文章也有像班固和扬雄一样供人膜拜的一天，你们等着瞧吧。
曾巩对王安石也是如此。
当王安石步入仕途，因为特立独行而被世俗讥谤时，曾巩同样竭力为之辩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不顾之，不足论也。”
王安石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合流俗，那些说他目空一切的人，压根儿不必理会。
可以说，曾巩和王安石是彼此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之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个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两次为相，在京主持新法，曾巩则辗转各地为官，颠沛流离，仕途坎坷。
这期间，他们的书信往来明显减少，关系渐渐疏远。
很多人认为，曾巩和王安石至此已经友尽。
实际上，他们的友情还在，只是双方的政见有了分歧。
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实施新法，并引故交为己助。
应该在这个时间点，王安石也请最好的朋友曾巩参与其中。
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规劝他更慎重一些。
王安石则对曾巩的苦口婆心不置可否。
曾巩为此深感失望。
因此，在老朋友上台之后，他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外放到地方为官。
曾巩写给王安石的两首诗，留下了两人这段分歧的实录：
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
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
……
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
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
知者尚复言，悠悠谁可语。
后来，王安石在变法受阻之后，也曾给曾巩寄了一首诗倾吐，其中说：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纵然老友对自己的变法有不同意见，但关键时候，能够一吐郁闷的人，在王安石眼里，除了曾巩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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