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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下一步考察因沟通能力差异，或不同沟通能力的匹配而形成的不同沟通关系和模式提供基础。
第二，在关系层面，我们的模型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质量。
上面所讲的个体沟通能力仅是有效沟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因为沟通作为一个系统，其功能是否充分，沟通是否有效，反映了系统的整体特性，它受到元素特征的影响，但具有超越元素的整体属性。
因此，我们并不能假定，父母和儿童都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就一定带来高质量的沟通。
可见，亲子沟通质量是父母和子女在实际沟通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元素层面的沟通能力、超越具体行为的、稳定的关系模式。
要衡量沟通的有效性，需要依据沟通的目的而定，我们的模型认为沟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要么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或处理具体事务，要么是为了发展情感或维系人际关系，总之，要么是“指向物的”
，要么是“指向人的”
。
由此，我们从问题指向和关系指向这两个角度衡量沟通质量的高低，能达成这两个目的的沟通就是好的沟通。
或许，不同家庭的沟通或不同情况下的沟通在目的上各有侧重，可以根据这两个维度方便地做出类型学划分，以更精致地描述每个家庭的沟通特点。
这种对沟通目的区分得到以往有关家庭功能（如Olson，1982，2003）和亲子沟通研究（如Mp;Chaffee，1972;Ritchie&Fitzpatrick，1990）的支持。
例如，黄光国（2005）将人际关系划分为侧重问题解决的工具性关系和侧重发展人际关系的情感性关系两种类型；Olson等人（1985，2003）用家庭成员关系亲密度和家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两个维度来刻画家庭功能；McMaster提出问题解决和情感介入都属于家庭的基本功能（Galvin，Bylund&Brommel，2004）；有关教养行为和亲子沟通行为的研究更是将情感支持（也称为温情）和行为控制（Baumrind，1971;Rubial.，2001）两个维度作为分析亲子沟通的基本框架；性别角色差异的相关研究也指出男性更看重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女性则更关注沟通中情感的共鸣及对相互关系的促进。
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提出两种沟通目的的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即两种沟通目的的达成通常表现出父子和母子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
因为在每个家庭中，成员通过多次沟通而逐渐形成一套关于自我、他人（父母或子女）和亲子关系的独特意义。
这种意义可以划定人际界限，决定谁和谁何时会发生有关什么内容的沟通，最终的沟通效果如何。
例如，某个家庭中的沟通关系模式可能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咨询和问题解决关系，儿子只有在面临需要解决而无法独自应对的问题时才会寻求与父亲的沟通。
沟通模式能预测、限制成员沟通行为，创造秩序；同时，通过反馈，成员的具体沟通行为也不断保持或改变旧模式，创造新模式。
这种沟通模式本来是目前大多数亲子沟通理论或模型强调的重点，但这些研究在沟通功能上通常不对父亲和母亲做出区分，而将他们同样视为亲子沟通中的话语权威，假定他们遵循相同的沟通模式。
而实际上，在许多文化中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分别满足儿童发展的不同方面的需求（Serewiorrison，2007）。
已有研究（Galvin，Bylund&Brommel，2004）表明，家庭中的沟通模式或沟通规则会因父母角色不同而异。
例如，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的夫妻角色分工可能会影响父母在亲子沟通中的角色定位，从而影响其沟通模式；再如，父亲对女儿行为的劝诫和要求一般都是通过母亲去传达的（俞国良，辛自强，2004）。
同样，儿童对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理解也不同，对父子与母子沟通的期望也不同，他们面临问题时会根据问题的性质确定沟通对象（Winkelman，2006;Eiseal.，2006;Wyckoffetal.，2008）。
例如，生活与交友问题通常与母亲沟通，而工作意向、学业规划则、时事政治与父亲讨论。
因此，以往理论不区分父母角色而提出统一的亲子沟通模式不能体现生活中真实的亲子沟通状况，所以，我们的模型在关系层面的亲子沟通中，区分出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并假设两种关系中沟通的主题、目的和衡量沟通质量的标准可能不同。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家庭中确实存在明确的父母分工，而且这种分工也被儿童认可，儿童针对不同的问题寻求与“适当对象”
（父亲或母亲）的沟通。
相应地，我们的模型也从两个方面衡量亲子沟通的质量：（1）沟通是否成功地解决问题或为成功解决问题做出贡献；（2）沟通是否增强了亲子双方的情感联系，促进了亲子关系。
当区别出父子和母子两个子系统的沟通，并从问题解决和关系发展两个角度同时衡量这两种亲子关系下的沟通时，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沟通模式和质量了。
例如，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母子在关系指向的沟通上效果最好，问题指向的沟通稍差，但均优于父子沟通。
而到了青少年期或临近毕业和工作时，这种沟通目的和质量上的差异还可能受到儿童性别的影响，父子和母子沟通状况可能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检验这样的假设：青少年期，母子和父子沟通目的或功能上的差异加大，母亲和儿童的沟通更多的是以促进情感和关系发展为目的，而父亲与儿童的沟通则主要围绕问题解决。
当然，这只是个有待检验的假设，不过我们的理论框架和测量工具为其检验提供了可能。
第三，在系统层面，主要关注上面所区分的父子和母子沟通的协调问题，是从家庭系统的整体层面考察亲子沟通的情况。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应该重视二者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直接文献很少。
有文化心理学家（Super&Harkness，2002）就强调了这种系统关系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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