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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亲子沟通特点会因沟通主题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不可能完全使用一般性的沟通特征做出解释。
这类在实证研究中以沟通频率、满意度等特征作为亲子沟通测量指标的研究很少以这些沟通特点为主体做专门探讨，多数情况下亲子沟通变量都被作为众多家庭因素中的一个考察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例如，在方晓义（2005）的研究中，将家庭沟通同另外22个家庭因素共同作为初中生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雷雳等（雷雳，王争艳，刘红云等，2002）的研究将亲子沟通看作家庭环境系统的一个变量，考察其与初中生社会适应的关系；Winkelman（2006）考察亲子沟通对儿童教育和职业期望的影响；父母对现实婚姻冲突的解释内容和方式影响儿童心理适应（Browal.，2007;Gomulak-Cavicchioetal.，2006）。
综上所述，亲子沟通特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基本信息，如随儿童年龄增长，亲子沟通频率降低；父母与子女对沟通的感知和评价存在差异；父亲和母亲在亲子沟通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都不相同；特定主题的亲子沟通特征。
但亲子沟通特征在实证研究中的地位提示我们结合某一具体主题，探讨父母与儿童的相应沟通特征是深化沟通特征研究的有效途径和发展方向。
（二）亲子沟通模式研究
亲子沟通模式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抽象的沟通行为特征，是亲子沟通研究领域中最受关注的研究内容（池丽萍，俞国良，2010）。
早期的亲子沟通模式研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仅仅作为传播学中一般的沟通研究主题在父母和子女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应用，因此，缺乏对亲子沟通概念的专门界定，而通常采用行为科学中对人类沟通的一般定义，认为沟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传递信息的过程，是以传递感受、态度、实事、信念和想法为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载体。
这类研究大都采用问卷或量表收集数据，所以其研究内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理论框架及测量工具的发展。
下面将以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主要测量工具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发展为主线来综述亲子沟通模式研究的状况。
早期亲子沟通研究缺乏独立的概念体系导致这一时期研究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而且所谓理论，大多只是作为测量工具编制基础的简单理论构念而已。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测量内容界定不准确，影响测量效度。
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编制的家庭沟通调查，其项目主要来源于以往亲子关系研究涉及的变量及作者有关家庭心理咨询的实践经验。
调查大致包括如下五个部分：（1）父母的批评、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倾诉与分享；（3）感受的表达、倾听和语调；（4）父母的尊重、表扬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
虽然该量表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完整测量工具，但对其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问卷的31个有效项目中，近一半实际测量的是教养行为与期望。
可见，最初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框架建构和测量工具发展两方面都不够完善。
亲子沟通早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工具是由传播学者McLeod和Chaffee（1972）编制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FamilyuniPattern，FCP）。
虽然这一量表及后来的修订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沟通的名称，但实际上，量表编制者和众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际沟通，即亲子沟通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家庭沟通概念、相应理论观点的提出及测量工具编制都是围绕亲子沟通展开的。
McLeod和Chaffee（1972）认为，亲子沟通模式对儿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响并决定儿童对传播信息的加工方式。
他们提出家庭中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tation）和社会定向（sotation）两个维度描述。
其中，概念定向指在亲子沟通中沟通者强调对概念和观点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行为合理性的依据；而社会定向指沟通中信息或观点提出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儿童的关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较大作用，可能影响后续的行为。
与此观点相对应，其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也以这两个维度描述亲子沟通。
概念定向得分较高表明在沟通中儿童更重视对概念和观点的加工；社会定向得分高意味着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对儿童信息加工影响较大。
这一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亲子沟通倾向与儿童服从行为的关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提出，由于学科兴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从整体上描述亲子沟通模式，因此他们对这一工具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RevisedFamilyuniPattern，RFCP）仍由两个维度构成，只不过维度名称稍有改变，分别称为对话定向（versatioion）和服从定向（ityorientation）。
其中对话定向的沟通指父母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容忍亲子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服从定向的沟通则强调儿童对父母的服从。
可见，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订仅仅是针对量表项目表述和维度名称的调整，其修订工作并没有突破原来McLeod和Chaffee所设定的两大维度的理论框架，也没能超越亲子之间服从与被服从关系的基本理论假设。
尽管如此，这一量表仍被国内外致力于亲子沟通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广泛采用。
根据对话定向和服从定向两个维度的得分高低还可将家庭沟通划分为四种类型：高对话—低服从型、高对话—高服从型、低对话—高服从型和低对话—低服从型。
这种清晰的“两维度四类型”
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让这一工具广泛传播。
而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两种定向的沟通模式能有效区分和预测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复杂性（Koesten&Anderson，2004）；同时，四种亲子沟通类型的儿童在亲子冲突解决策略（Shearman&Dumlao，2008）和压力应对策略的选择上（Vashbidoni，&Brody，2007）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以上两个理论观点明确、测量工具结构较清晰的亲子沟通量表之外，还有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所需编制了其他一些测量工具。
例如，Lucchetti和他的同事（Lup;Love，2002）编制了亲子沟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uniApprehensionScale，C-PCA），侧重考察亲子关系在沟通中的表现；McCarty和Doyle（2001）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Parent-uniScale）在亲子沟通总体状况之外专门加入测量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
但是，这些工具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工具的编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论事，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未能提出专门的理论观点或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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