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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活动所共同构成的；而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也获得了哲学与科学的支撑：其哲学支撑来自于柏拉图主义和亚里斯多德主义，而科学支撑包括亚里斯多德的目的论生物学、托勒密的宇宙论以及安瑟伦等人对上帝的逻辑论证。
我们已经说明，近代的理性观念就是近世科学与机械论哲学的统一体。
第二步（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科学新见与前科学-哲学统一体的断裂——在旧的科学-哲学统一体中，总是会出现新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新思想，如古希腊神话背景下的米利都学派，中世纪宗教背景下的哥白尼革命等。
这些新科学理论造成了对旧科学-哲学统一体的冲击，但问题比较复杂：其一，新科学理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面临旧科学-哲学统一体的思想压力；其二，旧科学理论如托勒密天文学虽受到新科学理论如哥白尼学说的挑战，但却得到旧科学-哲学统一体的庇护，因为旧哲学思想体系依然存在。
例如哥白尼革命以及伽利略事件就是如此，地心说被日心说所取代，天界神圣的信念被望远镜的观察发现所证伪，但亚里斯多德主义及其中世纪宗教思想体系依然存在。
第三步（新科学对新哲学的创造）：哲学变革以及重建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对于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思想家们从新科学中推演出新的哲学（如笛卡尔从解析几何中推出理性怀疑主义），或者创造出与新科学相适应的哲学（培根用注重实验的归纳法及经验论哲学来支持当时的新科学），这不仅摧毁了旧的科学-哲学统一体中的科学理论，而且也摧毁了其中的哲学思想，并同时形成了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如16～17世纪的科学理论与机械论哲学观念的思想联盟。
概言之，科学与哲学因观念共识而统一，因科学革命而断裂，因新科学需要新哲学而建构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
[1]此处重点参阅了笔者在澳大利亚访学期间的朋友J.A.舒斯特先生所撰写的《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StificRevolution：AnIntrodutoHistoryandPhilosophyofSce）一书。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268～269页。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75页。
[4]英国物理学家。
1901年5月10日生于爱尔兰蒂珀雷里的尼纳。
1919年入剑桥大学，在学习期间即由于用数学推导出晶体结构的230个空间群，受到伦敦皇家研究所布拉格父子的重视，因而在1923年到该所工作。
1927年被选任为剑桥大学晶体学系的负责人。
193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8年担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物理学教授。
他关心社会、参加共产主义运动，30年代后期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的科学顾问，战后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为促进世界和平，奔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之间。
他又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5]贝尔纳学派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剑桥的一批左派的科学家团体。
40年代最活跃，而到了50年代逐渐退出舞台。
一些学者把该学派称作英国科学家左派或者左翼知识分子，德沃金把他们称之为“技术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
，而沃斯基把他们称之为“有形学院”
。
按照沃斯基的观点，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是由贝尔纳、霍尔丹、李约瑟、霍格本和利维五位自然科学家组成。
这些组织和学会成员在贝尔纳等人的影响和领导下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40年代中期全面投入到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当中，这场运动就是后来人们所称谓的“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
。
在这场运动中，贝尔纳学派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作用。
一方面，贝尔纳学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解读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高了科学家在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身份，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开创了科学从内史研究正式转向外史研究的新纪元，为理解科学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最终导致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制度化和职业化；另一方面，贝尔纳学派赢得了一场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善意的战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合理利用科学资源，制止核备战和核计划起到重要的宣传和实践作用。
由贝尔纳学派倡导的国际性组织至今犹存，比如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参见笔者的学生王风祥对贝尔纳学派所做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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