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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一位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
他是英国科学家团体的一员，在大萧条时期的危机和反对德国纳粹的战争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
贝尔纳，这位杰出的专业科学家，亲自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科学史家，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作了4卷本的科学史——《历史上的科学》（SHistory）。
从此，诞生了科学编史学上的贝尔纳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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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贝尔纳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他学者的观点，科学革命并不起源于科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而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在技术和实践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现代科学是为了回答和解决那些由商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而带来的实际和技术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的产物。
科学得以发展就是作为以一种系统的、协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在商业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尝试。
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上一旦有技术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尽管科学史的外史论在解决科学革命问题上有诸多利好，但是却也存在同样多的问题。
我们知道，虽然牛顿的《原理》在当时和当代广为工程师所用，但就思想本意而言，牛顿的《原理》显然不是应用物理学的教科书，因为它并不讨论采矿抽水、发射大炮或建造战舰。
《原理》告诉我们有关运动的普遍原理，告诉我们如何将开普勒定律、力学和万有引力等用于解决天体力学和天文学问题。
三、超越内史论者外史论者的困境
J.A.舒斯特先生在其《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StificRevolution：AnIntrodutoHistoryandPhilosophyofSce）中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革命和进化等四对范畴来刻画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纲领。
我们以为，纵观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的思想关联便不难发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时而融合，时而冲突，时而又会出现新的融合。
古希腊时期的科学与哲学都融合为自然哲学；中世纪则形成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三位一体；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直指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哲学信念；近代则出现了经典力学与机械论的高度统一；现代的“分析传统”
宣称“拒斥形而上学”
，但又信奉种种经验论乃至原子论的哲学立场。
问题是，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现象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是什么以及何以可能？这是科学哲学的编史学纲领必须回答的问题。
科学与哲学之间在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与哲学会在某些观念上达到共识、共建和共享，从而形成科学-哲学共同体；但由于科学革命不断出现必然导致原有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也就是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新的科学理论往往需要新的哲学观念与之相配，如此形成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
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革命导致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基于新科学的哲学变革与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
在科学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我们往往观察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较为复杂，时而科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如古希腊时期），时而哲学挟宗教以令科学（如中世纪），时而科学改造哲学（如近代的启蒙运动），时而科学与哲学分道扬镳（如德国古典时期），时而科学统一诸多文化（如“分析的时代”
），时而科学和哲学都遭到“解构”
（“后现代文化”
）。
问题是，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现象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是什么以及何以可能？
如果把科学哲学放在自然哲学追求“统一科学”
的不同纲领特别是科学与哲学的融合-冲突-重建的思想进程之中则不难发现，科学与哲学之间在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与哲学会在某些观念上达到共识、共建和共享，从而形成科学-哲学统一体；但由于科学革命不断出现必然导致原有科学-哲学统一体的断裂，也就是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新的科学理论往往需要新的哲学观念与之相配，如此形成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
第一步（科学与哲学的融合）：传统观念作为科学-哲学统一体——任何民族或社会都有特定时代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并不是难以分析的习俗或常识，而是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的融合，也就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某些观念的共识-共建和共享。
例如古希腊罗马时期崇尚理念的文化，就是由推崇“同一”
或“共相”
的哲学观念与毕达哥拉斯等人开创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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