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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这一点，是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古代历史思想之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前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初；后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
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前者整个地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关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如何引入，如何传播，如何确立，如何改变史学面貌，论者多有阐说，足资参考。
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呢？是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
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异常辉煌：从世纪之初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兴盛，到世纪之交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方面，在各个研究方向上的成果举不胜举。
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论文和综述多有论列，年鉴、目录、索引等工具书则有详尽的展示。
这里，我们从最基本的但也是最宏观的方面做出判断：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呢？答案是：在近代或现代的意义上开辟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做整体性研究与撰述的道路。
这在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上尤为突出。
这里说的“整体性历史”
，一是纵向上的发展，二是横向上的展开。
有的研究者给“通史”
做了这样的定义：“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
；通史“主于联贯，其文贵简要有序”
[4]。
中国史学有重视作通史的优良传统，被章学诚誉为“通史家风”
。
但通史之作，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整体性的认识与研究，却是20世纪的事情。
这一标志，便是新型的通史、断代史、专史研究与撰述的兴起和发展。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文献学、年代学以及其他许多新兴学科，都是为了用来进行整体性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
这在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是做不到的。
我们知道，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使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并善于从历史运动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增强对历史前途的信念，更好地投身于当前的社会实践，积极地去创造美好的历史前景。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的艰难曲折、奋斗不息的历史道路上，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始终伴随着百年史学的发展历程：从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邓之诚、吕思勉、周谷城，到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等史学，百年之中，从未中断。
他们的设想和著作，已深深地铭刻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纪念碑上。
从世纪之初梁启超、章太炎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方案，到世纪之末白寿彝先生主持的12卷本、22册、1200万字的《中国通史》巨著的问世，可谓硕果累累，使20世纪中国史学家们的“通史家风”
大放异彩。
1999年4月26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教授，对《中国通史》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认为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
，并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
我们可以认为，范文澜开创的《中国通史》的出版，白寿彝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的出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反映了20世纪许多有良知、有见识、追求进步、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们的夙愿。
这从范文澜曾经写下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心声：
中国人民需要好的中国通史，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创造着自己的祖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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