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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如唐代史家刘知幾所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
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
[2]刘知幾认为，当时史馆“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
，以至于把修史活动的种种障碍概括为“五不可”
[3]，这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做出总结和说明的程度。
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知幾身上。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幾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
刘知幾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
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做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风格。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
其学术背景是，在刘知幾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
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讨论文与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主。
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幾的自觉反思的批判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方面对以往史学做了总结，并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
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峰。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现在清代末年，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清代后期从1840年开始，中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20世纪初，更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史学家们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加强了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另一方面是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改良政治的思想武器。
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激发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审视和批判，于是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界革命”
的主张，形成了第三次反思。
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以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为标志的“史界革命”
的“宣言”
。
《新史学》以历史进化论为武器，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提出革除“君史”
、撰写“民史”
的主张，强调历史撰述应写出人群进化的过程及其公理公例，否则不是好的史学家。
以《新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上的第四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它同第三次反思有紧密的交叉，但它们在性质上却有明显的区别。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历史步伐也大大加快了。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史学家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理论思考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史学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李守常（李大钊）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
此书参考了当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基础，同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
于是，在经历了“**”
动乱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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