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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三，“风教”
存而国存，“风教”
亡而国亡，他举东晋、南朝的历史以证己说。
[6]他还指出“伪德”
“伪人”
对于政治的危害，一旦弄到“上下相率以伪”
的局面，便难以收拾了。
[7]王夫之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作用，认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8]王夫之的《宋论》十五卷，详评宋代政治得失，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这两部书是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
顾炎武（1613—1682年）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重视读书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力倡“致用”
之学。
他一生有很多撰述：《日知录》是史学上的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纂辑的一部地理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这书的姊妹篇《肇域志》久经湮没，近年已被发现，尚待整理；《历代宅京记》汇集历代都城史实，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都城历史资料专书；《亭林文集》出于后人编辑，反映了作者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的主张。
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
，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
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反之，则“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9]。
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10]，是他的上述主张的实践，反映了他的深切的历史使命感。
《亭林文集》中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
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清初有很大影响的史家，他们的著作始终受到后人的重视。
比他们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顾祖禹（1631—1692年），分别撰有《潜书》和《读史方舆纪要》，亦各为历史批判和经世致用方面的力作，都是具有总结性的撰述。
二、历史考证的辉煌成果
王鸣盛（1722—1797年）的《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崔述（1740—1816年）的《考信录》，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他们都活跃于乾、嘉时期，是“乾嘉学派”
历史考证的几个中坚人物。
他们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钱大昕说的一段话来概括：“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
[11]。
王鸣盛、赵翼、钱大昕三人的历史考证，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法和特点。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所考证的史事上自《史记》，下至《五代史》，因其包含《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故实为十九史之所记。
王鸣盛自序其考史内容和方法是“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
；所谓“商榷”
，是“商度而扬榷”
。
这里包含史书文字方面的考订和史书所记典制、事迹方面的铨解与审核。
王鸣盛还认为：“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
[12]他说：“议论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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