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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但他的比较的意识是极明确的。
他论编年、纪传“二体”
说：“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2]他综合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辨析了它们的所长、所短，结论是：“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各相矜尚”
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辨其利害”
。
可以认为，“辨其利害”
的过程，就是以“二家”
互为参照进行比较的过程。
他在《六家》篇中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3]这是对以往主要史书在记事的历史时段上进行的比较，而强调于完整的皇朝史撰述，即所谓“包举一代”
之史。
刘知幾的这个认识，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即对于不断更迭的皇朝，应写出它的“首末”
“废兴”
的全过程，以便于人们“寻讨”
、认识。
但史家撰史，有社会的、史学的以至于史家本身的种种原因所促成，不可能、也不必要都来撰写“包举一代”
之史。
关于这方面的比较，刘知幾的结论多少有点偏颇。
刘知幾以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史得失，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做到了纵横驰骋，通达自如，给人以开阔的视野和流畅的动感。
如他评论历代史家的《论赞》说：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偄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
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
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
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
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
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
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
观过知仁，斯之谓矣。
[4]
最后，他还严厉批评了唐修《晋书》的史论。
这一段，把《史记》以下大部分重要史书的论赞都评论到了。
他的每一个具体的结论未必都是中肯的，但他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以比较而展开评论的方法，却是许多史学批评家都难以做到的。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增多了，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的人也多了起来。
自宋以后，这方面的专书、专论日渐丰富。
除有关司马迁、班固的比较和评论外，还有关于南北朝“八书”
与《南史》《北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新唐书》《旧唐书》以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唐史论断》与《唐鉴》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历代正史与《资治通鉴》的比较和评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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