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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
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
[7]。
孙权、刘备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
，以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
的政治家。
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
，比较容易理解。
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
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
[8]《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
，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
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
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自是弊坏。
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
[9]这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
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了大机会。
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的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
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
二、“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因受时代的影响和启迪，对兴亡治乱问题有广泛的探讨，这方面的著作也有很多。
宋人承其余绪，又有了贞观、开元之治和唐末、五代之乱的比较，他们对治乱问题看得很重，这是很自然的。
一部浩繁的《资治通鉴》，可以用司马光的两句话“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10]来概括。
范祖禹《唐鉴》序，概说唐代“兴废治乱之所由”
是：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
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
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
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
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
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揜。
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
[11]
宋代史家这样重视历史上的尤其是唐代的治乱兴废，自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可见朱熹说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也不是偶然的。
宋人孙甫更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对“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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