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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大量的或基本的记述来看,秉笔直书还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写出某个皇朝的基本事实仍是正史的主要方面。
一个典型的实例是欧阳修以《春秋》褒贬之义撰述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时人吴缜对它们有激烈的批评,写了《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所指摘的谬误也确有合理之处;即使如此,后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前者所记述的唐史和五代史的基本面貌。
再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关于《魏书》的争论。
从李百药、刘知幾、曾巩到章学诚、赵翼,都认定《魏书》是“秽史”
;而李延寿则称赞魏收“追踪班、马”
,王鸣盛认为《魏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
,指出千载而下,诸家魏史尽亡而魏收之书“岿然独存”
,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142]总之,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具体考察,有助于我们从理性上论定历代正史的价值,在指出它们的消极因素的同时,真正看到它们确是“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
,是反映中国历史面貌的最重要的文献。
20世纪以来,曾经有《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一类的工具书的出版。
尤其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出齐后,又有《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和各史详细的人名索引的出版,极大地便利了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对“二十四史”
的使用。
对这部浩繁的系列巨制所包含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提炼、分类、整合,用辞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近年才开始的一件学术工作。
最近,已有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记辞典》(仓修良主编)行世,它是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
专书辞典的第一部。
其优点在于它是专书性质的;从《汉书》以下,断代是其基本特征。
本书定名为《二十六史大辞典》,其优点是在分析的基础上面又具有综合的性质,贯通是它的主要特征。
综合事件卷,内容包括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意识形态、科学技术,辞目则按年代顺序编定,以反映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其进程。
典章制度卷,亦按二十六史原来的体例,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制度和文化,辞目则略按产生先后、沿袭关系排列,大致可以反映从先秦至清末中国的制度文明和文化面貌。
历史人物卷,囊括二十六史所记全部人物,辞目按史书记载先后为序,可以看作《汉书·古今人表》和唐人韩潭《统载》的新发展。
中国史学上把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为“三通”
,它们各侧重于制度、史事、文献。
这部辞典的三大部分,可以说是新“三通”
,是史事、制度、人物的“通”
。
本书在表现形式上,如体例、释文、附录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创造。
它拥有多方位检索手段,这是它作为现代大型辞书的特点之一。
《二十六史大辞典》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人们阅读、研究二十六史,有助于人们阅读、研究今人所撰述的各种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而且也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各个领域的研究。
[1]本文是作者1992年8月为《二十六史大辞典》撰写的导论。
《二十六史大辞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1页。
[3]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三传三史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55页。
[4]按:《后汉书》包括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
[5]参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4~7676页。
[6]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缀言一·十七史”
,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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