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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皇帝“家谱”
、是“相斫书”
，一时成为很时髦的说法。
可是，到了20年代，梁启超本人已不再坚持这种说法了。
这种看法甚至也曾影响过鲁迅，不过鲁迅很快就放弃了它。
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中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
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140]可见，鲁迅对“二十四史”
有一种辩证的认识。
这种认识，着眼于对历史本身的价值和历史发展前途的估量。
1935年，顾颉刚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指出：“‘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
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肯定了“二十五史”
的历史价值。
诚然，在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之间，还有史学家的作用，这主要是他们认识历史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在反映历史面貌、历史进程方面的作用。
由于时代的局限，史家（包括史官）的认识能力和历史观点不能不带着时代的特点和印记；由于社会环境（如政治环境、学术环境等）的影响，这也会在史家的历史撰述上产生这样那样的反映；由于史家个人的综合素养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的历史撰述也必然存在着种种差别。
这是中国史学上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认为是反映了史学发展若干规律的现象，“二十四史”
及其作者固不能例外，就是产生于近代的《新元史》《清史稿》和它们的作者也是如此。
对此，都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恰当的说明，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一般说来，历代正史的撰述也反映了史学发展中的这种辩证关系。
中国史学遗产极为丰富，中国史学也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而从反映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来看，历代正史乃是最基本的历史文献。
它们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两个原因，或说有两个方面的优良的史学传统是尤其值得重视的。
第一，历代皇朝和众多史家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上的治乱盛衰的面貌及其变化，总结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得失成败及其缘由，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总结总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尽管人们的出发点或直接动机不尽相同，但在要求写出历史上的治乱盛衰、得失成败的真相，不使其“湮落”
，却是基本的共识。
作为“二十四史”
之首的《史记》，被后人称誉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41]。
《史记》的成就以及人们对它的高度评价，对历代正史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春秋时期的史官董狐、南史、齐太史秉笔直书、“书法不隐”
的精神，成为史家记事、撰述的楷模，历来备受推崇。
尽管中国史学上存在着曲笔作史的现象，但曲笔总是受到抵制、唾弃和后人的修正。
我们之所以知道曲笔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不断受到人们的揭露；而曲笔不断受到揭露，正反衬出秉笔直书精神的长久的生命力。
《二十四史》中是存在着曲笔的，如过分夸大前朝的“失德”
和本朝的“功业”
，以堂皇的诏书、表文来描述皇朝更迭之际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因时讳而隐去若干重大史事或曲解此类史事的真相等。
这是毋庸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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