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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南史》《北史》有十分激烈的批评，甚至认为李延寿是“信手涂抹”
的“妄人”
（卷六六、六八），这显然是言过其“实”
了。
王鸣盛的议论比之于赵翼，要显得逊色。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定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它所考诸史包括：《史记》五卷，《汉书》四卷，《后汉书》三卷，《续汉书》二卷，《三国志》三卷，《晋书》五卷，《宋书》二卷，《南齐书》《梁书》《陈书》各一卷，《魏书》三卷，《北齐书》《周书》各一卷，《隋书》二卷，《南史》《北史》各三卷，《唐书》十六卷，《旧唐书》四卷，《五代史》六卷，《宋史》十六卷，《辽史》一卷，《金史》二卷，《元史》十五卷。
其中，不包括《旧五代史》和《明史》。
目录和正文，都将《后汉书》和《续汉书》单独成卷，故有二十三史之数，实则仍是二十二史。
其中，作者以对《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用力最多。
作者自序说：“二十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
以予佇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
从这些话里，可见《考异》重在文字、义例和地理、职官沿革等方面。
《考异》的撰写形式，首先是开列所考史书的篇名，其次抄出所考之事的史文，最后是写出订正文字。
其考订文字，少者仅数字，多者可达一千余字。
它的突出成就，在于一一考订了诸史的志、表。
全书一百卷，有三分之一是关于志、表的考订。
其中，《唐书》《宋史》各占七卷，《元史》占五卷。
关于《魏书》的考订凡三卷，有二卷是考订它的诸志。
作者关于各史的天文、律历、地理、职官、艺文等志的考订，用力尤多，价值也最高，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所不及的。
书中的《元史考异》部分，对后来蒙元史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阮元论钱大昕学术有“九难”
，第四至第八是：“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
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
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难能六也。
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难能七也。
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难能八也。”
[139]这些，都贯穿于《考异》之中。
当“二十四史”
这一皇皇巨制呈现在学者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惊叹之余，也会产生一种缺憾。
这是因为“二十四史”
虽然都是纪传体史书，但其中兼具纪、表、志、传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只有纪、志、传，有的则只有纪、传，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后史表、志的立目往往异于前史，或前史有而后史无，或后史有而前史无。
这两种情况都有碍于“二十四史”
所记史事的贯通，尤其有碍于对历代典制的贯通。
南朝史家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二十四史”
留给后人的这个“缺憾”
，证明江淹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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