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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订与补作
自从三国蜀人谯周（约201—270年）撰《古史考》，依据古代典籍纠正《史记》的错误，历代学者都有关于正史之考订的论著。
其中颇多名篇名著，如刘知幾《史通·汉书五行志错误》，宋刘敞、刘攽、刘世奉《三刘汉书标注》，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以及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等。
此类著作，在明清时期愈来愈多，难以枚举。
《新元史》行世后，1937年陈叔陶发表《新元史本证》一文，胪列其自相矛盾者数百处。
关于《清史稿》订误的工作，近年亦为清史研究者所重视。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之一《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十六章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它丰富了《战国策》的内容，也对订正和补充《史记》所记战国有关史事有一定的价值。
1985年，周一良教授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分别就《三国志》《晋书》和“八书”
“二史”
等十二部正史提出了许多考订及议论方面的见解，凡三百四十余事。
这些事实表明，关于对二十六史的考订，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工作。
在众多的考订著作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王鸣盛（1722—1797年）的《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是三部考订历代正史的专门著作，有很高的史学成就和广泛的学术影响。
这三位作者是“乾嘉学派”
历史考证的代表人物，他们考史的宗旨，可以用钱大昕说的一段话来概括：“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
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
[137]。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撰成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作者在序中写道：“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
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
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
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迹，铨解蒙滞，审核舛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
这是阐明了本书考订的范围和方法。
序文还说：“作史者之所纪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
本书所“商榷”
的，除“十七史”
外还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实为十九史。
它在考证上的成就，一是关于史书文字的考订，一是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
在历史事实的考订上，以典制和事迹为重点，其中又以典制为主，而尤精于地理和职官的考证。
如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以四卷的篇帙讨论《汉书》所记地理问题，卷七十八至卷八十一，以四卷的篇帙讨论唐代的地理与官制，都有精到的见解。
王鸣盛在序中表明他不赞成议论、褒贬这些“虚文”
，只求“得其实”
。
实际上他对史事和史学却也有不少评论，而于史学方面的评论更能反映出他的学术见解。
他在不少地方推崇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四史；对魏收《魏书》被称为“秽史”
持不同看法，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
（卷六五）；认为《新唐书》帝纪“太简”
（卷七〇），而吴缜《新唐书纠谬》“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
（卷六九），这都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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