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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抱负。
这就写出了金朝政治统治的得失和汉、唐历史在金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也反映出撰者对于金朝历史的认真思考。
《金史》有十四篇志，即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
《地理志》写出了“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
的因袭损益情况；《礼志》有十一卷，占志的总数四分之一强，大致反映了“参校唐、宋故典沿革”
的面貌；《选举志》着力强调了“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
，“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
；《百官志》、《食货志》也都写得很丰满。
《五行志》反映了撰者对天人感应说的矛盾认识，故其序写道：“至于五常五事之感应，则不必泥汉儒为例。”
其所述内容，保存了不少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载。
总的来看，《金史》志在特点上不如《辽史》志鲜明，而在内容的翔实上则过之。
而《辽史》的表在内容上则比《金史》的表显得丰富。
《金史·交聘表》写金朝与宋、西夏、高丽的关系，可谓《辽史·属国表》的姊妹篇。
《金史》类传除《忠义传》外，依次还有《文艺传》《孝友传》《隐逸传》《循吏传》《酷吏传》《佞幸传》《列女传》《宦者传》《方伎传》《逆臣传》《叛臣传》《外国传》等，而在《忠义传》之前则有《世戚传》，这大致是仿《新唐书》的类传立目。
其中，有的反映出了撰者的深刻的历史见解。
如《文艺传》序指出：金初本无文字，后得辽人用之，及伐宋，取汴京图书，而宋士多归之，于是乃崇儒学。
到了世宗、章宗之时，“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
。
撰者进而得到这样的认识：“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
这是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揭示了金朝政治统治的经验；从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来考察，这个认识也表明了以“儒风”
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在不同民族间的意识形态上所产生的共识和融合作用。
《金史》本纪有很多生动的事实，证明撰者所论的正确。
元也是用武得国，无异于辽与金，且金是为元所灭。
元修《金史》能够提出这些认识，是很难得的。
《辽史》和《金史》分别写出了我国历史上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和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金皇朝之历史的全过程，总结了它们的兴亡盛衰之故，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
《辽史》《金史》的特点，一是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一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历代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关于《宋史》
《宋史》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与辽、金二史同时始修，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二十一日成书奏进。
它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
中卷帙最为浩繁。
《宋史》撰修，仍是阿鲁图、别儿怯不花为总领，脱脱为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为总裁，参与撰写的史官有斡玉伦徒等23人。
卷帙如此浩大的《宋史》，在短短的两年半中修成，主要原因是依据了宋代史馆已有的国史旧稿。
《元史·董文炳传》记：元灭南宋时，董文炳率军入临安，对奉元世祖之诏招宋士而至临安的翰林学士李槃说：“国可灭，史不可没。
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
于是，“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
。
董文炳不仅是元朝平宋的功臣，也是保存宋史文献的功臣[106]。
元朝史臣，根据旧史文献，“编劘分局，汇粹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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