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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还有许多诸如“淮南民多南度”
“民南度江者转多”
“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
“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
的记载，以及出现了大量的“侨置”
州、郡、县。
（五）社会风貌
“八书”
“二史”
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
这里着重举出两个方面。
第一，推重门阀。
这是时代打在《魏书》《宋书》和《南史》《北史》上面的深刻的印记。
从编撰形式来看，《魏书》和《南史》《北史》都大量地采用了家传。
前者是附传的人数多，凡兄弟、子侄、族人，动辄以三四十或五六十数。
后者除了同样采用家传形式外，还打破了朝代的界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以重视婚宦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因而也就必然重视作为婚宦的依据的家谱。
《魏书》和《南史》《北史》为门阀地主作传，或直接取材于家谱，或仿照其形式，都会使门阀地主感到满意的。
从编撰思想来看，《魏书·官氏志》和《宋书》在传主人物的刻意选择上，都反映了作者浓厚的门阀观念。
《魏书·官氏志》除了叙职官外，后半部分专叙氏族，这在以前的各史中是罕见的。
《官氏志》记载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厘定姓族的诏书，规定皇室以外的八大姓，可与北方汉族崔、卢、李、郑四大姓相侔，最终完成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化。
《宋书》列传半数以上都是为门阀地主立传，而作为士族冠冕的王、谢二姓，就有20余人入传。
当然，对门阀地主的溢美之词，各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存在决定意识。
我们不能要求魏收、沈约、李延寿等人脱离当时的政治、风习来写历史。
魏收撰《魏书》时，还曾受到一部分门阀贵族的反对；沈约生活在门阀观念极重的齐、梁之际；在李延寿著书的年代，唐太宗、武则天还都在设法同门阀做斗争；等等。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能要求他们的历史著作不带上时代的印记呢！
清人王鸣盛曾激烈地指摘李延寿“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
[80]。
我们的认识应当比王鸣盛来得更深刻一些。
第二，崇尚佛教。
《魏书·释老志》也是当时的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
《释老志》论说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
它是北魏佛教的兴衰史。
《释老志》记：北魏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
早在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宣扬佛教“信可依凭”
，下令在京城修建佛寺。
沙门法果因得拓跋珪礼重，把拓跋珪比作“当今如来”
，“遂常致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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