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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魏虏传》写道：齐武帝萧赜时，“岁使往来，疆场无事”
；孝文帝时，南使每至，“亲相应接，申以言义。
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
’”
南北间的这种通使关系，在统治阶级中已成为一件大事。
《北史·李崇传》附《李楷传》记：“即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
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
，一时风尚如此。
《南齐书·魏虏传》说：“永明（齐武帝年号）之世，据已成之策，职间往来，关禁宁静。
疆场之民，并安堵而息窥觎，百姓附农桑而不失业者，亦由此而已也。”
可见，南北通好，又不仅仅是统治集团之间的事情，它与国计民生都有紧密的联系。
北魏在历史上存在了近一个半世纪，这是鲜卑族和其他一些北方民族的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
《南齐书·魏虏传》说：“佛狸（拓跋焘字佛狸）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
；其“宫室制度”
，系汉人蒋少游制定；后又以汉官王肃“制品官百司，皆如中国”
等。
这样的记载，我们在《魏书》的《高祖纪》《李冲传》《食货志》《刑罚志》《官氏志》等篇中，都可以看到。
其中，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的改革，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历史的进步，往往要通过对它的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做比较深入的考察，才能被人们看得更加清楚。
如果我们把《魏书》《北齐书》《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上的种种变化，跟《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和《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的记载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
其实，这又不只是鲜卑族的进步。
匈奴人的汉和前赵，羯族人的后赵，氐族人的前秦，羌族人的后秦，都有这样的共同的经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可以认为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同汉族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的总结。
这种民族的大融合，还生动地体现在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中。
第三，江南经济的发展。
《宋书》卷五十四后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今陕西户县）、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之间，不能比也。
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77]
这里写的是宋武帝时期的江南景象。
《陈书》卷五《宣帝纪》录太建四年（572年）诏书，其中也有“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
的话，说的是梁末以前的江南景象。
如果把这些记载，跟司马迁笔下“火耕而水耨”
“无积聚而多贫”
“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
[78]的江南做个比较，南北朝时期的江南经济已大大发展了。
这个变化是怎样神奇般地出现的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宋书·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收司，非旧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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