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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国好比一个坐吃山空的大破落户，可吃的东西早已吃净，现在专靠卖房卖田以至卖衣冠鞋袜去糊口，将来终有一天产业吃光，全家老小眼看饿死。
历代人口过剩时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种，就是饥荒、瘟疫与流寇的屠杀。
人口过多，丰收时已只能勉强维持；收成略减，就要大闹饥荒。
饥荒实际有绝对的与相对的两种。
广大的区域中连年不雨或大雨河决，这是绝对的饥荒，人口不负责任。
但中国每逢乱世必有的饥荒不见得完全属于这一类，最少一部分是人口过剩时收成稍微减少人民就成千累万的饿死。
瘟疫与饥荒往往有连带的关系。
食料缺乏，大多数人日常的营养不足，与病菌相逢都无抵抗的能力，因而容易演成大规模的传播性瘟疫。
试看历代正史的《本纪》中，每逢末世饥荒与瘟疫总是相并而行，这也绝非偶然的事。
饥荒与瘟疫可说是自然的淘汰因素，人为的因素就是流寇。
流寇在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甚至可说是一种必需的势力。
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全体饿民都起来夺食，凶而互相残杀。
赤眉贼、黄巾贼，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是最出名的例子。
但流寇不见得都是汉人，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也可看作外族饿民的流寇之祸。
在民乱初起时，受影响的只限于乡间，但到大崩溃时城市与乡间一同遭殃。
例如西晋永嘉之乱时：
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藁棘成林。
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
众惟一旅，公私有车四乘。
长安城中的人民或死亡，或流散。
至于乡间的情形，据永嘉间的并州刺史刘琨的报告：
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孝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
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损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唯有壶关可得告籴，而此二道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
公私往返，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
后来刘琨转战到达晋阳（今太原），只见
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赢无复人色。
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城乡人口一并大减。
历史中所谓“人民十不存一二”
或者说得过火，但大多数人民都死于刀兵水火或饥饿，是无可怀疑的。
民间历代都有“劫”
的观念，认为天下大乱是天命降劫收人。
这种民间迷信实际含有至理。
黄巢的杀人如麻，至今还影射在民族心理的戏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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