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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均势是当时列强的最后目的，并非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以周室为护符——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达到这个目的最便利的方法。
因为列强都想利用周室，所以它的地位反倒非常稳固，虽然它并无实力可言。
到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这种情形大变。
各国经过政治的篡弑与我们今日可惜所知太少的社会激变，统治阶级已非旧日的世族，而是新起的智识分子。
旧的世族有西周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传统势力与尊王心理，列国国君多少要受他们的牵制。
所以春秋时代的列国与其说是由诸侯统治，无宁说是诸侯与世族合治。
列国的诸侯甚至也可说是世族之一，不过是其中地位最高的而已。
争盟就是这个封建残余的世族的政策。
他们认为这个政策最足以维持他们的利益，因为列国并立势力均衡，世族在各本国中就可继续享受他们的特殊权利。
任何一国或任何一国的世族并没有独吞天下的野心。
战国时代世族或被推倒，或势力削弱。
这时统治者是一般无世族传统与世族心理的出身贵贱不齐的文人。
国君当初曾利用这般人推翻世族的势力；现在这般人也成为国君最忠心的拥护者。
他们没有传统的势力与法定世袭的地位，他们的权势荣位来自国君，国君也可随时夺回。
到这时，列国可说是真正统一的国家了，全国的权柄都归一人一家，一般臣下都要仰给于君上，不像春秋时代世族的足以左右国家以至天下的政策与大局。
国君在血统上虽仍是古代的贵族，但在性质上他现在已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势力，而只知谋求他一人或一家的利益。
所以战国时代二百五十年间国际均势虽然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现在它只是一种工具，不是最后的目的。
最后的目的是统一天下。
列强都想独吞中国，同时又都不想为他人所吞。
在这种矛盾的局面下，临时只得仍然维持均势；自己虽然不能独吞，最少可防止其他一国过强而有独吞的能力。
但一旦有机可乘，任何一国必想推翻均势局面，而谋独强以至独吞。
战国时代的大战都是这种防止一国独强或一国图谋推翻均势所引起的战争。
列国称王也是这种心理的最好象征。
列国称王可说有两种意义。
第一是各国向周室完全宣布独立；第二是各国都暗示想吞并天下，因为“王”
是自古所公认为天子的称号。
最早称王的是齐、魏两国。
但这种革命的举动也不是骤然间发生的；发生时的经过曲折颇多。
战国初年三晋独立仍须周室承认（公元前403年）。
田齐篡位也须由周天子取得宪法上的地位（公元前386年）。
可见历史的本质虽已改变，传统的心理不是一时可以消灭的。
后来秦国于商鞅变法之后，势力大盛，屡次打败战国初期最强的魏国。
这时秦国仍要用春秋时代旧的方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就极力与周天子拉拢，而受封为伯（公元前343年），与从前的齐桓晋文一样。
次年（公元前342年）秦又召列国于逢泽（今河南开封东南），朝天子。
这是一种不合时代性的举动，在当时人眼光中未免有点滑稽。
虽然如此，别国必须想一个抵抗的方法，使秦国以周为护符的政策失去效用。
于是失败的魏国就联络东方大国的齐国，两国会于徐州，互相承认为王（公元前334年）。
这样一来，秦国永不能再假周室为号召，周室的一点残余地位也就完全消灭了。
秦为与齐魏对抗起见，也只得称王（公元前3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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