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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商鞅变法，以李悝的《法经》为根据；李悝前曾相魏文侯，变魏国法，魏因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
秦在七国中似乎变法最晚，并非战国时惟一变法的国家。
这个重要的关键，历来都被人忽略。
楚悼王用吴起变法，也在商鞅之前。
吴起原与李悝同事魏文侯，对魏变法事或者亦有贡献。
后往楚，相楚悼王：
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此处所言不详，所谓“明法审令”
所包必广，恐怕也与后来商鞅在秦所行的大致相同。
此外申不害相韩，与商鞅同时，“内修政教，外应诸侯”
，大概也是在变法。
关于秦、魏、楚、韩四国的变法，我们能得到这一点眉目，已算侥幸；其他各国的情形，连一个字也未传到后代。
但泛观人类历史，同一文化区域之内，一切的变化都是先后同时发生的。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战国七雄都曾经过一番彻底的变法。
商鞅变法是秦国富强的必需条件，但不是惟一条件，秦并六国更不完全由于变法，因为变法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
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的蜀地的富源，恐怕是秦在列国角逐中最后占优势的主要原因。
各国变法之后，家族制度没落，可由种种方面看出。
丧服制与子孙繁衍的观念可说是旧日家族制度的两个台柱。
清楚严明的丧服制是维持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的方法；子孙繁衍是使大家族继续存在的方法。
但到战国大家族破裂之后，这两根台柱也就随着倒塌了。
三年丧是丧制的中心。
三年丧的破裂象征整个丧制的动摇。
三年丧似乎破坏得很早，春秋末期恐怕已经不能完全实行。
孔子的极力提倡，正足证明它的不为一般人所注意；连孔门弟子宰我都对三年丧表示怀疑，认为服丧一年已足。
这恐怕是当时很普遍的意见。
后来孟子劝滕文公服三年丧，滕的父兄百官无不反对：
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所谓“先君”
到底“先”
到什么程度很难强解。
最少可说战国初期鲁、滕两姬姓国家已都无形间废除三年丧。
实际恐怕春秋末期政治社会大乱开始的时候，这个古制必已渐渐不能成立。
墨子倡三月丧必很合乎当时的口味。
在当时提倡并且实行三年丧的只有一般泥古的儒家。
但一种制度已经不合时代的潮流，勉强实行必不自然，虚伪的成分必甚浓厚。
墨者骂儒家“繁饰礼以**人，久丧伪哀以谩亲”
，或有党派之嫌，但与实情相离恐不甚远。
许多陋儒的伪善，连儒家内部比较诚恳高明的人也看不过，也情不自已的骂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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