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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
“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
。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绝非勇武的斗士。”
“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武备如此，自然无力抵御辽、金、西夏的不断侵扰。
一部北宋对外作战史，充满了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的记录。
单是北宋与契丹的战事中，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战斗，获胜的仅有一次。
每一次败绩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
公元1005年，与契丹贵族订立的“澶渊之盟”
，开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屈辱和平的先河。
此后，每年向辽、金、西夏输纳岁币，都在百万左右。
宋朝中、晚期，对待人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
，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
，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
，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塘：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
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七
开封处于南北要冲，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却又地势坦平，无险可守，作为都城，从军事角度看，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明显缺陷。
但是，物产丰饶，四通八达，就经济、文化的发展来说，又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一座十分适合平民百姓居住，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都城。
这里，虽然不具备汉、唐国都那样宏阔的气派和规整的布局，但它也没有那种封闭式的里坊之隔，墙垣之限，因而便于沿街设市，商贸流通。
而且，店铺不避官衙，所有的通衢小巷都可作为市场，就连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热闹喧杂，完全从冷漠、隔绝状态中走了出来。
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官僚经商趋于普遍化。
立国伊始，朝廷就实行了以经济收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丰厚的俸禄，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
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
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
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太祖、太宗十分厌恶奢靡，躬行节俭。
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逸，怎么能不亡国！”
但是，由于建国后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风气逐渐在社会上弥漫，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
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
从北宋的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密关联的。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靡。
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
宋代诗人刘子晕，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
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与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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