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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有契丹、北汉，虎视眈眈；西有西夏，日夕图谋东进；西南有后蜀，坐险自大；南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
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
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不得不完全采取守势。
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州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
，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人侵。
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这不必说了；终北宋之世，尽管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外患频仍，兵连祸结，却是公认的事实。
六
宋朝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兼为古代中国修文之高峰与武备之谷底。
这和立国以来一直奉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
的统治政策有直接关系。
说到“轻武”
，有人也许不以为然。
因为在太祖、太宗眼中，“武”
已经重到不能再重的程度，以至言“兵”
色变，带有一种恐惧心理。
这是事实。
但这种重武、惧武的心态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抑武、贬武一途。
这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于是，文人就成了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文人知州，文人人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能够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在宋代，文人得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
当然，这种“重文”
，恰也说明，在宋初皇帝心目中，文人是无足轻重的，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
这最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
当然，历史上常常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
的现象，不管原初的用意何在，随着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重文轻武逐渐成为有宋一代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
所谓“守内虚外”
，可从宋太宗的论述中了解个大概。
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
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
（《宋史宋绶传》）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
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终北宋之世，一直把主要兵力，尤其是为数一半以上的禁军的主力部队，放在京师与内地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
。
至于北部数千里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且，战斗力极差。
苏轼等有识之士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
“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
。
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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