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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何止“甘饷”
之事，在晚清，外有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内则常有民众的武装反清斗争，战事常有，饷需额巨。
而在愈发国弱民穷的境况下，财力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再加自湘、淮集团的强势督抚崛起后，形成所谓“内轻外重”
的局面，财权“下移”
，特别是为强势督抚控制的情形突出，这样地方与中央在“饷事”
上的斗法颇显尖锐而又微妙。
一般来看，地方上对中央的协拨指令，并不公然强硬对抗，而讨价还价、敷衍搪塞、消极拖延、能少便少的情况却是常态，到头来，十之未必能应二三。
由李鸿章此信中说到的情况，也可见知一二。
受命赴川查办该省总督吴棠（信文中的“仲仙”
）被劾案，是李鸿章此信所涉及的又一要事。
看来，写信人“保密意识”
尚可，虽说事情告知了同为疆吏大员的哥哥，但特嘱因为是“密寄”
（由军机处密转而有别于由内阁明发的上谕）而不要宣播。
涉案的吴棠是安徽盱眙（今属江苏）人，与李鸿章为同省籍，所以谕旨中对李作有“虽系同乡，不准稍涉徇隐，自干咎戾”
的事先告诫。
而李鸿章在对哥哥透底“将来只有据实具复”
的同时，也有一个预判，说吴棠“小出入处或所不免”
，似不至像被参劾的情节那样严重。
这是否也有先入为主的成分呢？不过，从看到的他前往查办（是带印出行，湖广总督未另行委署）后复奏（是在十月初）的内容，参劾是基本失实。
譬如说，参劾说吴棠家眷赴川（吴棠本人由京抵任，家眷自扬州另行）时，用夫3000余名，轿100余顶，一路上任情需索；而李鸿章查报，其随行亲丁仆从共50余人，用大轿24乘，小轿27乘，连挑抬夫共雇用580余名，这均自行付费，只是沿途过岭，使用由州县加备的纤夫170余名，过境亦无扰索情事。
参劾说云南巡抚岑毓英数月间差官入川七八次，每次必有馈贻，为数甚巨；李鸿章查报，是岑毓英派人来川催饷，共有三次，所送用今天的话说只是些“土特产”
之类的小礼品，这为“例所不禁，亦礼所常有”
；参劾说吴棠到任时收受各属礼规十余万，以及有卖官卖差等情；李鸿章查报实际亦无其事。
如此等等。
在其复奏最后，李鸿章这样总结：“详查事实，密察舆论，该督被参各款，毫无证据，断不敢徇隐，自甘疚戾，亦不敢误信谣言，紊乱是非。”
即使真的如此吧，仅从当时吴棠家眷出行这一事看，动静岂不已是够大的吗？在“难于上青天”
的蜀道上，她们此行虽未必轻松，但一定说得上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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