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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贵”
的问题，社会舆论推动公共政策在解决问题层面有所作为。
于是，国务院于2011年推出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财政成为推动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带动学前教育供给体系结构进一步调整。
2012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效果开始显现。
农村、县镇和城市幼儿园数量都出现一个平台，如表2-3所示。
过去10年发挥主导作用的市场力量开始“萎缩”
，而财政力量开始替代市场，在供给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拉动农村学前教育以高于城市的速度增长。
学者们在对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效果进行评估和总结时，也都说明了财政投入对供给结构的显著影响。
[8]当然，这种显著的财政投入增长也带来了学前教育教师的短缺，以及对学前教育教师质量的强烈关注。
[9]
三年行动计划对改变学前教育供给结构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从2012年起，其他部门办园（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部队办园）、集体办园开始止跌回稳，民办和政府办幼儿园成为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表2-32003—2012年分办别学前教育机构数（所）
2012年后，政府办园持续增加，民办园的增长也在持续，集体办园和其他部门办园也稳定下来。
经过40年的发展，应该说学前教育的供给格局已经基本确立，民办、政府办和以国有经济单位为基础的园所形成“三足鼎立”
的局面。
在此期间，分办别的幼儿园数量此消彼长，发生了明显的结构变化，那么，从制度层面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去应对、去干预这种变化呢？
四、学前教育在园儿童数的变化
与幼儿园数量和类别的起伏变动不同，幼儿园在园儿童数量，在过去的40年里，在出生人口总体上呈减少趋势的情况下，却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如图2-7所示。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市幼儿园在园儿童数为1384500人，县镇幼儿园在园儿童702600人，农村为5790400人，到2016年，这个数字分别增长为15910581人、17052679人和11175370人，城市、县镇和农村在园儿童分别增长为原来的11.5倍、24.3倍和19.3倍。
在各阶段教育中，学前教育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图2-71978—2016年在园儿童数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儿童入园并不像义务教育那样，是一个公共政策目标。
但是，它确实是各国政府在家庭需要的时候提供的公共服务。
于是，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优先提供给谁，以及家庭需要支付多大的成本，是非常敏感的公共政策话题。
然而，从图2-7中我们能够看出的是公众对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极端敏感性。
1996—2004年，在园儿童不断减少的时间段，是社会热议“入园难”
“入园贵”
的时期，也是国有企业剥离社会服务功能，财税制度改革正在启动的时期；而2010年后的儿童入园数量的迅速增长时期，正是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落实政府投入责任的时期，也是“入园难”
“入园贵”
，但是“质量担忧”
、民办幼儿园集体遭遇信任危机的时期。
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的改革、财政投入为主和民办幼儿园信任问题，都是学前教育服务供给体系的结构变化，而财税制度改革以及相应的政府各个层级的责任划分，则是支持体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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