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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验在模型参数发生变异的位置未知的情况下，仍能迅速准确地捕捉到模型参数发生变异的位置。
本书以时间作为自变量，待考察指标作为因变量，通过Quandt-Andrews检验考察指标可能存在的时间“拐点”
。
指标的结构性变化分析分为两步：
第一步，使用指标数据构建时间趋势方程，即：
Ratiot=αt+εt
其中，Ratiot指t时刻的某一指标，εt是随机扰动项。
第二步，对时间趋势方程进行Quandt-Andrews检验，来考察指标的时间趋势是否有结构性变化。
（二）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拐点”
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和16岁及以上受教育比例两个时间序列指标来描述。
通过对以时间作为自变量，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作为因变量的方程进行Quandt-Andrews检验，得到如下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对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增长趋势的Quandt-Andrews检验结果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时间“拐点”
出现在2010年。
主要原因是高学历水平的年青一代进入劳动力的统计口径导致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指标在2010年呈大幅增长。
这样的检验结果与我们对图形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在2010年前，劳动力队伍的受教育水平持续增长，而2010年后的增长速度在统计的意义上是明显快于之前的变动趋势的。
2010年是统计意义上的“拐点”
。
三、劳动力队伍受教育程度的国际比较
既然劳动力队伍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国家的财富”
，那么，各个国家都会非常重视积累这笔财富，并且密切关注这笔财富的公共政策意义和社会影响。
在大多数OECD国家，高中阶段或者高中后的职业教育，仍然是25～64岁的劳动者最集中的教育水平，详见表1-3。
但是，对25～34岁这些更年轻的劳动者来说，高中阶段已经不是分布最多的教育水平。
在一半的OECD国家中，劳动者最普遍的教育水平已经从高中移到第三级教育。
除墨西哥以外，所有国家受过第三级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均在20%以上，而加拿大、美国、韩国、英国等国家这一比例甚至达到40%以上。
表1-3部分OECD国家25～64岁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分布（按最高学历，%）
尽管受教育水平已经很高，但OECD国家中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队伍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还在不断提高，尽管相对中国来说，这种提高显得有些不那么“显著”
。
图1-8展示了几个发达国家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幅度，由于数据可得性，图中只包括五个国家的数据。
图1-8部分OECD国家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http：uis.unesdicatoredu-attain-mys-mys，2018-05-10。
从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来看，中国劳动力队伍的人力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将OECD中的一些新兴国家成员国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些国家25～34岁的劳动者中，有40%以上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仍然在初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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