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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教育体系的产出：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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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Goldin）和劳伦茨·凯兹（Lawrez）在其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教育和技术的竞争》（TheRaEdudTeology）中，将20世纪叫作“人力资本的世纪”
，把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存量作为“国家的财富”
来对待。
[3]
按照人力资本的概念，这笔“国家的财富”
主要是通过教育形成的劳动力队伍适应变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可以用劳动力队伍的教育水平作为代理指标，来表达这个能力水平。
这一部分内容属于指标A-1：教育体系对劳动力队伍存量的贡献。
一、40年来人口素质的提高
受益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者不断进入劳动力队伍，不断拉升劳动力队伍的受教育水平。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由小学提升到高中阶段，具体来说，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78年的5.14年增长到2007年的8.46年，到2017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见图1-7）。
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劳动力队伍的平均水平，或者说大多数劳动者是小学毕业；到了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劳动力队伍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到了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劳动力队伍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高中二年级的水平。
图1-71978—2017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平均受教育水平中的“年”
的定义如下。
（1）各级各类教育的“一年”
是同样的，那么，成人受教育年限的算术平均值就构成了成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2）不考虑质量的差异，那么，每个人受到的教育都是同样的，成人受教育年限只有量的规定性，没有质的含义。
二、趋势中“拐点”
的出现
从整体趋势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3.32年，而后10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又迅速增长了2.04年，这10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
从增长趋势图上也可以看出2010—2012年出现了一个“跃升”
。
那么，这种猜测是否可以得到统计分析的支持呢？
2008—2018年，长期的持续发展和中国社会人口等背景因素的改变，加快了教育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于是，“拐点”
就出现了，它是体系结构性变化的反映。
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发现和识别“拐点”
是进行政策分析的前提。
（一）统计方法
为考察指标伴随时间可能发生的结构突变，以下使用Quandt-Andrews分割点检验的方法，验证指标可能存在的“拐点”
。
Quandt-Andrews检验能检验在一个指定的估计方程中，在观测值区间内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未知结构突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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