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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付来，应付去，终究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敷衍来，敷衍去，最终敷衍的是自己的生命。”
在这样的制度下，教师的自我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状态，然而，却无法完全逃避意义的追问。
教师还是要在忙碌应付的生活背后回答自我存在的真义。
二、“体制强大，我无能为力”
——强大的制度压抑了教师自我
教师职业生活中的制度具有不同的层次，而其中体制性的因素是具有根本性和系统性影响的制度形态。
在这样的制度面前，教师最常态的心理体验就是“无能为力”
。
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会令教师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卑微和脆弱，从而削弱其自我认同。
体制就像一架强大的战车，所到之处，碾平一切，其中也包括教师对于体制的不认同。
影响教师的体制性因素的典型表现就是教育的行政化，教育被行政干预而形成很多非教育甚至是反教育的具体制度和规范，深刻影响教师的职业生活，而教师个体在这样的体制面前却没有发言权，只有服从权。
由各种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检查、评比切割着教师的生活，占用着教师的时间和经历，教师却没有办法拒绝。
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教师明明知道是反教育的制度，却还要全力以赴去迎合，在迎合之后却是一声叹息，满腹委屈。
例如，在某地实行的小学五年级统考制度，就使得这一地区的小学老师，尤其是五年级的老师苦不堪言。
在取消了小升初考试之后，这一地区就别出心裁地制定了小学五年级进行统考的制度，并且将此次统考成绩进行排名，作为衡量各个学校办学质量的标准，同时该地的初中将根据此次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学生直接进入重点班。
基于此，校长、教师和家长都高度重视此次考试。
为了考出好成绩，老师们用一学期学完一学年的课程，然后用一学期的时间来备考，完全实施题海战术。
这样做的结果是教师们很痛苦，为了赶进度，他们根本无法让自己和学生享受教学的快乐，而只是满堂灌；为了出成绩，他们逼着孩子们反复做题，看着孩子们痛苦，自己也痛苦。
对于学生而言，灾难性的后果就是五年级统考之后，很多学生厌学，一些学生出现暴力性的发泄，六年级成为学校最难管的年级，并且问题频发。
“黑暗的五年级过早地吞噬了孩子们的童年”
，这是教师们对五年级统考制度的描述。
可是，即使是这样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危害，教师们仍然是没有办法去撼动这项制度。
“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合理，可是，教育局就是这样评价学校和老师的，并且考试成绩关乎孩子们能否上到一个好初中，谁敢不服从啊？”
是的，体制是一个巨大的网，罩在普通教师的头上，很多时候，他们根本触及不到这张无形的网，更不要说去改变了。
在这种压抑的体制环境之下，教师的自我处于一种无法发声的状态，或者即使发声了，也无法引起回响，无法被倾听，无法促成改变。
所以，当自己的声音总是不被倾听、也不被关注的时候，教师会逐渐失去发声的动机，或许还会失去发声的能力。
麻木和冷漠会成为一种日常的状态。
而这样的状态一定是在自我被强烈压抑之后才会产生的。
此时，教师几乎放弃了关注自我、认同自我的追求，这是在巨大的无力感之下的一种无奈的放弃，是一种悲剧性的自我存在状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学者佐藤学指出，“教师存在论的危机，是在‘学校’这一装置所约束和控制的教师的身份，与教师在其自身的世界中活生生的身份感悟的裂缝之中表现出来的。
对于教师的存在论逼近，为教师以个人身份砸碎制度中的身份化体制与身份化计划的实践（主体的斗争），做出了准备。”
[1]教师自我认同的重建过程就是寻求完整的身份意义的过程。
三、“朝令夕改，我无所适从”
——失信的制度令教师自我迷失
教育变革总是经由政策和制度的变革而实现的。
因此，在教育变革的时代，制度的改变就会愈加频繁。
频繁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制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很多教师抱怨在新课程改革中“朝令夕改，令我们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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