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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平面化的知识获取模式以及信息时代多样化的信息获取途径，使得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受到巨大冲击。
由于知识层面的文化资本的匮乏产生的职业受挫感，使教师在职业胜任的层面上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
很多教师在实践中感叹，“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
，学生的厌学和违纪交织在一起，令教师在职业生活中心力交瘁，产生严重的职业倦怠。
一位资深教师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一语中的。
“学生为什么难教？是因为老师跟不上学生了，所以就教不了学生了。”
“跟不上”
就是教师在社会变革和转型中所面临的文化知识的挑战。
而文化和知识资本的占有是教师建立专业权威和自信的基础，失去了这样的基础，教师自我认同的建立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另一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困境，就是教师所拥有和认同的文化资本与应试教育的评价之间的矛盾。
我就是喜欢语文，喜欢古文化，喜欢上课讲我知道的，自己认为对学生有益的东西教给他们，可惜这些人家高考都不考，没用！
语文一直都是个边缘学科，为啥？短时间不能见效，不像数理化，训练训练成绩就上去了，语文一年也不一定长进。
一中校长不是说了嘛，“上一辈亏了人，这一辈教语文！”
哈哈……（一种无奈、悲痛又自嘲的笑）
（二）价值观层面的文化资本
伴随社会转型出现的价值观的多元、复杂甚至扭曲，使得教师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往往与社会现实中的价值取向产生冲突，进而导致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迷茫、困惑和自我迷失。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当教师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念或者教育过程中传授于学生的价值观念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认可时，学生就会对“老师所说的”
产生质疑甚至是否定。
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作为文化价值承载者的自我认同感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因为，教师最重要的资本就是这一职业所承载的“道”
，一种方向感、一种信念，一种指向未来的牵引力量。
这是教师职业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然而在价值多元、主流价值观失落的转型时期，教师却对自身的价值坚守失去了信心和内在的坚定。
此时，如果教师转而迎合社会，向扭曲的价值观念妥协，教师同样会取消了自身作为文化引领者的资格。
左右为难、不知所措的困境可以逃避和隐忍，但内心的自我认同危机却是最深处的隐痛——我该拿什么教育我的学生？这种处境正是泰勒所描述的自我认同危机的典型表现——“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彻底的动摇。
他们缺少一种框架或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
。
[4]
（三）身份层面的文化资本
“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新定义社会成员的权利、责任、忠诚对象和认同规则，即创造新社会身份的现象”
，[5]也就是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过程。
教师是依靠其权威展开其职业生活、完成其职业使命的。
在实际的职业生活中，教师的权威不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学识和品格而形成，还需要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身份带来的社会声望所赋予。
英国社会学者阿兰·德波顿形象地描述了自我的外在依赖性。
“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冲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刺破。
因此，唯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6]然而，在单一而庸俗的社会价值标准的衡量之下，教师身份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权力阶层和财富阶层则成为人们仰慕的阶层。
在这种大的阶层分化的背景之下，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面对的不是学生的尊重而是轻视，这种基于身份的轻视产生于教育过程之外，却是对教师权威的致命打击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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