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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省费用。
除了偶尔的暗访外，前前期调查一般不带机器，两个人先去，发现不可行就撤回，这样做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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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策划都是在新闻现场以外的，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必须进行采访。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事实的获取，有助于准确认识所要采访的新闻事件，也有助于修正选题或者报道视角等。
（三）拟定采访计划
通常，完整的采访计划包括：①采访目的和意图（主题）；②采访安排，包括时间、地点和人物等；③采访的主要问题；④采访与拍摄方案，包括对画面和声音的要求等；⑤预算等。
具体的采访策划又根据参与者的不同分为编辑部中心制和记者中心制两类，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两者进行高度结合。
以编辑部为核心的采访策划能够更好地统一调度电视采访的各部门和工种，尤其是在大型电视新闻报道中，电视台、频道或栏目编辑部统一调度各路人马，组织多个采访小组分头协作，对整个新闻事件进行全方面、多角度的采访报道，这就需要在采访前做好周密部署：①确定不同的采访报道地点；②确定相关被访人物，收集资料；③确定采访报道的整体时间等。
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前的直播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在场馆内、场馆门口、主要交通路段等多处地点安排了采访报道小组，从不同位置了解开幕式临近时的各种情况，并在直播中不断地向直播室发回信息。
各小组各司其职，使开幕式前各主要部门的准备工作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电视采访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由记者亲自完成。
这些策划内容相对微观，即运用逆向思维、求异思维、对比思维等思维方式对整个采访个案的切入点、表现角度、表现手法等进行组织和策划。
2003年春天，“非典”
肆虐，《面对面》栏目推出《王岐山·军中无戏言》节目，栏目记者王志对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进行专访，原先安排15分钟、只允许3个问题，结果访问达50分钟，共回答了30个问题。
事后王志介绍了这次访谈的相关情况：
如何在采访中获得有效的信息并及时地传递给受众，是记者在采访之前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采访王岐山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编导为这次采访搜集的相关资料，从资料中我能了解到王岐山成为北京市代市长之前的相关经历，但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来准备采访，采访必然会失败，试想有哪一个受众会对王岐山之前的经历感兴趣呢，他们更关心的是，作为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和他现在能为北京市民做些什么？（记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采访，而是做更深层次的探究。
）
我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北京市民，只不过我的职业让我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代表北京市民向市长提问的机会，一次获取信息的机会。
但是记者的职业还要求我，必须从众多市民关注的问题中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进而在采访中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
那个时候，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北京是不是足够安全，作为代市长，王岐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整个采访的主轴，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轴展开的。
（记者善于分析受众心理，并根据被访对象，确立采访主题和重点。
）
采访中我问到了北京市“非典”
患者的人数变化（如：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问到了北京市医疗救助资源是否充足（如：医疗条件本身，有一个估计让我们非常不乐观，他们觉得北京现有的医疗条件，能够接受感染病人的底限就是六千人），问到了北京市内关于“非典”
的谣言（如：我收到很多手机短信说，政府要在北京的上空撒药，所以让大家把窗户关起来），问到了王岐山将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非典”
（如：北京也出现过抢购的情况，能不能保证供应），问到了如何处理防治“非典”
与日常工作的矛盾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北京是否足够安全”
这个主轴展开的。
（记者提出一连串具体问题，引导采访深入。
）
这些问题是我提出来的，但并不完全是由我想出来的，在采访前不到24个小时的准备时间里，我跟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朋友进行联系，我说，如果你有一个机会跟北京市长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各不相同，做生意的朋友关心政府是否会对他们蒙受的“非典”
损失进行补助；身边有“非典”
患者的朋友关心政府将怎样对患者进行医疗救助，费用怎么算；我曾经采访过的刘姝威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被隔离了两栋楼，她关心什么时候能够解除隔离……实际上，我是让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来帮我“想”
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正是他们的疑惑吗？不正是他们想要消除的“不确定性”
吗？他们需要市长为他们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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