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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实验单位以“中心机关能应付的户数及面积为标准”
，每区以100～500户较为妥当。
该组旗帜鲜明赞同“政教合一”
，“在政府当局励精图治而又认识乡村建设之区域，应使各种势力合并，重行整齐，以特设的全民教育机关为中心，领导进行”
，而在“政治比较落后的区域，负责推进乡村建设之机关，宜保持他文化机关的本质。
以此立场，与政府机关及其他势力联络”
。
[37]很明显，第一、第二、第五组提案学者都提到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社会教育的内核却被赋予了不同底色，带有各自鲜明的学术理路和不同的逻辑出发点。
尽管梁漱溟是理事会指定的第三届年会中心议题小组主持人，但他对于政教合一的主张显然与孟宪承、高践四、俞庆棠等有明显差异。
梁氏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是稳定唯一的政府与乡建团体的关系问题，“我现在主张政教合一，但不主张用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思想行为”
。
[38]作为掌控话语权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们，他们正积极推进依赖国民政府行政力的“政教合一”
，梁氏这种主张自然难以得到理事会的认可，扞格难入，双方对于“政教合一”
内在理解存在严重分歧。
实际上，社教社第四次理事会议上，理事钮永建便提案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开展“政教合一”
实验事业；第二届年会上，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赵光涛的《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获得通过。
“以民众教育来建设乡村，以乡村建设来复兴民族，为先导社会思想之主潮。
洛阳实验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力倡导，亦即此种思潮之产儿”
。
[39]按照合办洛阳实验区办法规定，社教社负责指导“实验区之设计事项”
。
他们很清楚社教社作为学术团体的利弊，在方案设计时强调行政背后的力量，“因为我们感觉到社会教育事业的实施，本身力量太薄，是非与行政方面联络进行不可的”
。
[40]“本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与洛阳县政府所合办，在本质上已有政治助力，在实际上亦感着迫切需要，所以政教合一，即为我们事业建设之路线”
。
[41]以“政教合一”
理念为旨归，由社教社主持，包括教育、经济、政治全方面的，逐年扩展实验单位的顶层设计徐徐展开，随着“征学制”
推广，教育对象数量大增，而“严重的招生与留生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人力物力固然是经济了许多，而实际效能确已增进不少”
。
[42]洛阳实验区实验工作经过6年的积累和努力，总结出一套“政教合一”
理论与实践经验，即“村政辅导、政务督导与保教合一”
。
[43]为当时学界“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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