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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道中，并与国民党元老、权力新秀以及各省实际掌权者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依靠这种资源来增加“争夺话语权”
的砝码。
而政府亦希望争取学界支持，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
“本社唯一之目的，在鼓起社会教育的热烈运动。
……以期学术界与行政界彼此可以沟通，而使全国社会教育有长足的进展”
。
[35]由此，社教社不仅在年会召集时广邀各界政要出席，更在其中心议案提案设计，将“政教合一”
内化其中，并借助年会影响，在社员中统一思想，先后通过设立河南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广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实验结果运用于丰富社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以第二届年会四组“各成系统”
提案为例，主体内容各有千秋：第一组由梁漱溟单独起草的提案，实际上是借年会中心议题的壳，重申其乡村建设主张。
梁氏从“民族复兴问题”
“民族复兴之途径”
和“乡村建设要点”
三个方面展开，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衰败破败的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崩溃，“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
。
他祭出“文化改造”
大纛，用文化建造来实现社会组织的重构，复兴民族。
“乃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
由此端倪之寻得，即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发现”
，而乡村工作的开展，是大力发展乡农学校这个简易组织，“由此组织由外间最易灌输新知识，新方法或供给各种资料于乡村”
，“由此组织而乡村内部最易引起多数人之力量，以渐形成一团体”
。
[36]梁氏开出的药方，是将文化改造作为乡村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键。
第二组提案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县政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提出一个乡村建设整体计划，建议“以县为单位进行乡村实验最为适当”
，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连锁进行、分工合作，以县为一级个别实验逐层推广至全省乃至全国，旨在救济“愚、贫、弱、私”
的平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原动力。
第四组提案人观点与梁漱溟针锋相对，他们认为“现在谈不上建设，更谈不上复兴”
，为了防止乡村更大的崩溃，“非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与‘新政’不可”
。
按照庄泽宣等人的设想，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要“与民休息”
，彻底清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乡民负担，在人才储备未充足之前，万不可轻举妄动，劳民伤财。
他们强烈抨击“空口说白话，纸上定章程，甚至于硬定一系统”
的有害无益的表面功夫，认为那样只会导致乡村崩溃到不可收拾境地。
第五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四人组合认为乡村建设实为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与梁漱溟不同的是，他们主张用社会教育力量建设乡村，培养民众的团体性，以期有组织、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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