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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下，社教社“反而离开了抗敌救亡来讨论那些缓不济急的‘地方自治’和‘社会生产’问题，藉以缓和空气，转移目标，这实在是件莫大的罪恶！
……所以这个时候还高谈什么‘伦理救国’和‘科学救国’的大人先生，最好还是留着等到国亡之后，再替殷汝耕之流去助成‘防共自治’，并替某国人去促兴‘棉毛生产’吧！”
[168]言语行文中，将学术团体的年会主题、讨论内容无限政治化，梁漱溟及其代表的乡村建设成了作者开炮的靶子。
表2-10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工作报告一览表（1936）[169]
表2-10中显示第四届年会的所有工作报告情形。
作民批判的“会议地点太不适中”
的广州，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却将之看作该社影响的重要表征，“由长江流域而黄河流域而珠江流域，有普遍全国的趋势”
。
对于工作报告，俞庆棠认为社员“平日天各一方，只有年会才有互相见面的机会，互相报告民教的得失和经验”
，这种事业上的讨论，正表现了社员们在民族生死关头的风雨同舟：“我们感觉到只有在教育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上努力的这个基本工作，才能够产生各省各地抵抗敌人的生力军”
[170]。
对于参会社员来讲，他们还是比较认同中心议题，对年会集体智慧的力量充满期盼：“盼望本届年会对于本题之讨论，不必希望过奢而冀于仓促之间议定一具体之设施方案。
愚见只望于年会中各同志多多交换意见，整理若干原则，由大会推选若干同志组织实施方案研究编制委员会，依据原则，本照中国实际情形，作切实之研究，然后编为方案，建议中央令颁各省，以谋整个更敏速之实施，始能切合实际而易收实效。”
[171]“本社在广州举行第四届年会，便以这个问题为讨论中心，各地社友莫不热诚盼望具体方案能够早日产生，作各地实施的准绳，使我国的地方自治与生产事业，同放异样的光彩。”
[172]从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年会标语看，“社会教育是民族自救的教育”
“社会教育的使命在复兴民族”
“建设乡村引发工业发扬文化复兴民族”
“努力社会教育就是促进三民主义的实现”
，民族危亡被凸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发的民间学术团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民对之“领导民众参加抗战救亡”
的要求，属于情理之中。
那么，作民写出如此一篇针对社教社第四届年会、针对梁漱溟的战斗檄文，意欲何为？作者作为江苏省宜兴实验农民教育馆馆长，对中国农村情况比较熟悉，从发表的杂志《中国农村》看，应该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的左翼学者中的重要一员。
千家驹作为《中国农村》主编，与李紫翔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及《乡村建设实验》（1—3辑），这篇文章延续了千家驹对于梁漱溟的一贯批判文风。
[173]了解这个历史背景，方才公允、理性地去看待作民的这篇檄文，“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一定程度上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因梁漱溟的高调参与而背锅而已。
当然，作民作为社教社社员，他提出会议地点偏远、广东新加入社员参会多也是不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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