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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广州来讲,自从1921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因种种关系,直至1936年再无机会举行全国性质的教育会议,“说到南方人,那就无一不认这届年会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167]。
社教社年会地点的选择,被提升到国家南北文化统一的高度。
总干事俞庆棠在年会召开期间,亦积极回应崔载阳观点,将之作为社教社事业拓展的有力佐证。
作民对社教社的会议日程中的“工作报告”
的非议,将该次年会工作报告直接冠以“东抄西录的实验成绩”
,特别对梁漱溟的邹平试验予以犀利批判:
原来社教社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总有若干机关,要发表他们伟大的工作报告。
但是试一审阅这些报告的内容怎样?不客气地说,都是东抄西录,除了换几个人名和地名以外,差不多是千篇一律,而且除了给人家拿回去,填塞图书馆和装潢书架以外,我是再也找不出他们真正的成绩是在那里?另一种表现实验成绩的方法,便是口头报告。
……,这些实验报告,不是说得天花乱坠,使听者不敢置信,便是老生常谈,提不出目前的迫切任务和实际困难。
所以每使听者生厌,甚至庸俗到令人恼怒。
各地年来实验的成绩究竟在那儿?只有使我感到茫茫然了。
至于为全国社教理论中心的邹平乡村建设,究竟做得怎么样呢?虽然辛苦了梁漱溟先生大半天,但是我们所听到的,除了“这些暂不报告”
,那些“尚没有多大用心去做”
等等之外;最后梁先生自己认为可以报告和值得报告的,便是“邹平的青年义务训练”
。
他说:“这种训练,我事后听说大概还不错”
。
接着报告邹平的实验农民自卫训练,他说自卫训练所以“可见成效”
,是靠政治力量和“要那些较有产的人先来受训”
。
够了够了,依靠政治力量,为有产的人办自卫,增厚有产者的势力。
这样的训练,这样的成效,怎能叫我们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哩!
作民认为,时下中国正处于存亡生死关头,参加救亡运动、从事救亡工作是每个中国人的最重大任务,然而“素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中国社会教育社”
,在这次会议上对于这一使命作出的努力,“说来实在使我们做社员的惭愧万分”
。
在五天的会议期间,“除去听到了雷宾南俞庆棠先生的国难愈加紧迫,本社的责任愈加重大这些门面话外,我们再听不到有人讨论救亡问题。
虽然华北民众已在敌人炮火之下,身受着亡国的惨祸,可是安坐在华南会场中的我们的社员,都是仍在那里从容不迫地大谈其‘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哩”
。
作者认为在“中国已经亡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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