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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社教社理事会发布社务报告，结束社址捐款[113]。
1936年1月，总干事长俞庆棠在第四届年会上报告社务时，专门就捐款数额及支出情况做出了如下说明：“各社友及热心社教人士的捐款亦达八千三百九十二元，除陆续还出社基借款四千零三十元外，尚存现款四千三百六十余元，至社地图则尚在计划中。”
[114]1936年10月，第16次理事会会议决定，该社已参加学术团体联合会（由中国科学社等40余家团体组成）会所建筑（报名费150元，一间办公室建筑800元），“本社所购中山门外基地自行兴建社所，暂缓进行，所购基地请钱安涛、高践四二先生计划经营”
[115]。
1937年5月，社务报告中有“报名费一百五十元，已于去年十月份汇交。
兹因联合会所之建筑工程业已兴工，关于本社预定办公室一间之建筑补助费国币八百元，自接来函催缴后，亦已按数汇寄南京大行宫中国银行收入该户”
[116]。
揆之史实，时至1936年5月14日，事务所再次发布《结束捐款启事》[117]，由此可见捐款在此期间仍在断断续续进行中。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购置余下亩数不了了之，联合会所连同之前买下的50余亩地皮遭战火涂炭，5059元的地价募款，连同950元的联合会所预定办公室费用，均打了水漂。
战后复员时期，1947年第五届理事会会议有理事提案“本社南京地亩生产事宜请推定专人负责进行案”
，决议“推请吴福祯、钟灵秀、童润之三先生设计进行”
，采取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加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2+1”
组合。
[118]可惜的是，1948年年初，钟灵秀患急症去世，该决议究竟执行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
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会议还就“谋巩固社基”
是否继续筹募基金进行表决，决定以“壹万万元”
为目标，推定俞庆棠、刘季洪、刘平江、陈礼江、王公度等人为筹募委员，陈礼江为召集人，组织基金筹募委员会。
[119]笔者尚未发现后续进展资料。
社教社的经费支出，主要用于事业活动费、支付职员薪金、日常事务及特别支出。
如第一年年会召开时，理事会决定：“本年年会为我国社会教育界破天荒之第一次，故不得不备有相当之盛典，以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
按筹备委员会之预算，最低限度需费三百元。
在本社成立伊始，经费正感拮据之时，此宗款项之筹备，深感困难。
最后筹备委员会与本社事务所商量，由事务所津贴半数，并商请浙江省教育厅补助半数”
，最后年会总支出351.34元，浙江省教育厅补助150元，由事务所支出。
[120]1932年中国社教社收支如表1-11所示。
表1-11社教社收支对照表（1932）[121]
续表
由表1-11可知，1932年度中国社教社总收入1644.81元中，社员会费（包括个人和团体）共计1030元，占总收入的62.62%。
但就社员数690人（每人2元）和团体社员25处（每处5元）计算，社员常年经费应为1505元，缺口475元，佐证社员会费存在不少拖欠问题。
教育厅补助400元，占总收入的24.32%。
这两项为收入大宗。
该年支出为1049.12元，印刷以398.48元占支出第一位，俸给349.80元排第二位，邮电与川旅项占支出榜单第三位、第四位，与社教社该年在杭州举行第一届年会有关。
1933年社教社借款3800元，并争取到政府补助款1460元，在该年度收入中，社员常年社费906.2元，约占总额不足12%。
该年最大一笔支出为5059.9元，为购买社址而用，该年结余234.04元。
因为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的洛阳实验区开办，社教社多了一项固定支出，该年补助实验区350元。
[122]当然，因为购买社址，社教社该年的收入与支出的状况不是常态。
从1932年、1933年社教社的收支对照表看，社教社成立两年来，尽管经费紧张，但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每年尚有少量结余。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年会经费为750元，所需经费概由山东省教育厅供给。
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社教社无需再为举办年会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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