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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语上看，之前社教社曾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过补助费，或许不止一次。
上海市社会局接到公函后，秘书沈寿昌向潘公展局长作出“关于中国社会教育社请拨常年补助费一案，拟请批饬，径向市政府请拨，是否有当”
的请示。
数日后上海市社会局给社教社如下回复：“查本局领支教育文化费，年来以市库支绌，均经遵照市政府令饬，按照原额列支，除原有各社教机关补助费外，因无它款可资增拨，关于贵社请自二十六年度起，加拨常年补助费一节，碍难照办。”
[98]直截了当拒绝了社教社“常年补助费”
的请求。
抗战期间和战后复员时期，因社员分散各地难以联络、恢复，教育部、地方政府补助成了社教社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了筹措经费，社教社不遗余力，利用各种渠道来筹款，为扩展实验区事业、建筑该社图书馆，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求庚款补助费：“本社为国内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之大本营，凡关于中外一切社教文献，自不能不多多搜集，以供参考。
近亦函请该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中美庚款补助临时费二分之一。
按该会分配款项之规定，对图书馆事业最愿赞助，本社请款，不知是否有望？”
[99]未有资料显示结果如何。
当然，除去筹集经费四处碰壁的蹭蹬，亦有社会各界给予支持的利好消息。
如该社为了“恢弘事业，巩固社基起见”
，第二届年会第二、三号提案均论及该社社址应在首都建筑，两案合并审查会议就“本社社址应在首都建筑，并应组织建筑筹备委员会，以利进行案”
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
，决定在南京购买固定社址。
[100]第六次理事会通过“社址建筑委员会”
[101]名单，专门负责“在南京市中山门外购买基地50余亩拟建社所，地价悉由各理事临时垫付”
。
[102]因建筑社所需款甚巨，经理事会决议向社会各界募捐，并经第10次理事会会议，通过该社二十三年度临时费预算案[103]，拟定筹款办法[104]，成立募捐小组主任组长、理事事务所向社会各界募捐，募捐队分区主任及队长名单如下表所示。
表1-10社教社社址募捐队分区主任、队长名单一览表（1934）[105]
续表
从表中可见，理事会从社员中遴选中各区域的教育行政、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等名流组建成募捐队伍，以期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来募捐。
从《社友通讯》上刊登的“捐款志谢”
[106]和事务所发布的《大会经过》[107]看，募捐有一定的收效。
1935年，社教社还募得模范省山西省绥靖主任阎锡山200元、第12集团军司令徐次宸（名永昌，笔者注）100元的捐款，陈士宏1000元、钮永建与黄梅仙夫妇合捐300元等（如图1-5所示）。
图1-5社教社事务所刊登捐款志谢（1935）[108]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1934年年底“已购妥五十余亩，尚有三十余亩，正在继续交涉中。
上月底我社常务理事俞庆棠、赵步霞二氏亲自前往，再度勘察，预期在本年度内，全部购竣”
，并向社友描述美好愿景，称社址所在地“毗临京汤大道，与中央农业实验所东西相望，与总理陵园南北对峙，四望邱陇起伏，风景绝佳，他日社址落成，各社员赴京游览者，可以此为藏修息游之所”
。
[109]可惜的是，社款募捐却一波三折，难尽如人意，社教社的设想[110]终是“空中楼阁”
。
截至1935年3月16日，“共计收到捐款4392.01元，与预定的二万元相差尚巨”
，理事会无奈采取权宜之计，“请建筑委员会积极计划，约工程师划定全部图样，会同常务理事商定后，先就其中建筑一角应用”
。
[111]但随后出现“当地有人故意阻扰，本社拟定之区域内，尚有二十余亩地未能收买；而未能收买者，适为建筑最适当之处。
因此建筑不易进行，现在已请齐兆昌工程师设计，拟俟市政府准予备价征收后，再行开始建筑”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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