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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而起却缥缈如烟的爱情，季节变换中莫名的兴奋、忧伤甚至是煎熬，山水花树里摇曳的寂寞、感动和彻悟，还有总也无法左右的命运……这些独特的感受和领悟，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使人意识到此在生命的丰富性。
尤其是那些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的人，往往又能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将人的精神空间伸展到更为幽深之处，并借此追问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也有人可能重返现实，并从切实的政治实践和伦理经验中找到一份温润和安宁。
这些情感活动和精神实践，通过隐喻、象征、启示性等手段表现出来，从境界上拓展了人生的空间。
形式美感，首先体现在文体上。
中国早期文体形成的原因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文本的应用方式、应用场合、应用者等决定了文体的形态。
《诗经》中的风、雅、颂，由于采集的地点不同，应用的场合不同，其文本特征也有不同。
先秦其他文献，诸如典诰、铭文、史著、语录、论辩等，也都各有功用，因此在文体上也会相互区别。
后世文体新创也往往如此，如祭吊文、“古文”
、文人乐府、笔记等，这些都包含着各自不同的实用目的和文化功能。
在文人创作传统形成之后，对形式和技巧的追求，也会导致文体的创新，如骈体文、律诗、词曲、拟话本等。
因此，求新、精致化、表现力、受众等，成为后世文体发展的动力。
语言形式的规范化——韵律、对仗、习用语、结构、篇幅、语体风格等文本因素的统一和整齐，就形成了文体的形式特征，也构成了文本形式的美感。
纷呈的文体，显示了文本写作的创造性和机趣，也刺激了人们的接受愿望。
作品形式的最基本单元是词语、句子和句群，它们也是修辞术的应用范围。
文章的辞藻、譬喻、句式、韵律、叙事和描写等，诗歌中的叠句、联章复沓、用韵、对仗等，以及它们的变化形态，给人新奇和优美的惊叹，而在这所有的元素中，对仗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修辞术。
它不仅出现在诗歌中，也出现在文章里。
对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内容的对称，尤其追求错落有致中的均衡。
就诗歌而言，对仗的形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当句对、错综对、蜂腰对、偷春对等。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是流水对，“缈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
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
是扇面对，“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是当句对。
再加上格律诗对平仄等语音组合形式的追求，对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美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
当然，其他修辞术也有着同样的美学效果。
此外，文本表达的深刻性、生动性、丰富性、隐喻性，文本风格的典型性和个性化，文本的结构或诗歌意象的独特性，等等，这些都是人们从文本中获取美学享受的重要来源和途径，也是判断一个文本文学性高低的重要尺度。
文本形态虽然是文学性的重要标志，但古代并没有明确哪种形态属于文学，哪种形态不属于文学。
一般来说，只要具有形式美感，都会被认为具有文学性，如疏奏是纯粹的公文，但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就因其抒情性和突出的语言风格被公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
同样，以文学作品表达政治观点，是十分常见并被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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