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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
“人文”
，包括社会的礼仪、制度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器物和精神文化，而无不是“天文”
，即自然界的规律和结构的各种感性的表现。
日本思想家中村元曾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具象性的。
确实如此，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热衷于抽象概念的思考，也不像印度人那样漠视个别和特殊而关注于普遍之存在，而是对具体的感性存在满怀兴趣，习惯通过具体的物象，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从而实现自然世界与人伦世界的双重复写。
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普遍地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
可以说，这种观物取象、得意忘象的思维是“伏羲演八卦”
神话思维的延续与发展，并最终形成于《易经》。
这样，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所构成的卦象系统，阴阳二气、天地万物所构成的物质系统，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所构成的社会系统，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典型的文化思维。
当然，这种文化思维的延续，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文字之象与易象的互动。
中国神话中，无论是汉字，还是八卦，都是象与意二者的高度融合。
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这两者又相互影响，不断深化这一特点。
可以说，易象的表达方式受到汉字创造的影响，而春秋以降，易学之流布又进一步强化了汉字乃至汉语系中以象尽意的传统特征。
美学家宗白华说：“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
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的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
。
[7]总而言之，中国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美丽与和谐，既是诗人与艺术家“赋予”
给作品的，同时也是对天地万物本然的模拟，这种文化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横贯千年，至今仍可感觉其脉搏涌动。
故此，从西方传统伦理文化的幕布下突围的当代生态伦理学都纷纷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对接与支持点，因为以文字之象与易象为代表与基础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联，而这种整体性关联的根据即是人与自然都为“道”
所统摄。
[8]
[1]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86页。
[2]陶阳、钟秀：《中国神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179～1780页。
[3]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86页。
[4]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79页。
[5]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14页。
[6]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14页。
[7]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1页。
[8]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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