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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将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有“公车上书”
这样士人干政的壮举，还在于他们比前人更加明确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危机状态。
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他们超越了物质层面改革中注重引进西方“技”
、“艺”
的狭隘性，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同时，他们也试图从文化深层对中西优劣进行比较，并把这一工作看成是推行变法必需的国民精神文化基础。
但由于“变法”
过程的突然中止，中国近代“谋变图强”
的历史课题留给了未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依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
这些正反两面的历史，都一并成为新一轮文化启蒙兴起的现实资源。
问题的继续存在，必然孕育着新的力量与变化。
后来的事实证明，包括作家在内的五四知识分子，不仅继承了近代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也汲取了近代仁人志士的文化**与思想智慧。
其次，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刺激。
近代中国人所感受的文化刺激，虽有一部分是因为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屡次侵略所造成，但更主要的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真切比较。
中国最早派往海外的人员是外交使者一类。
他们对于所在国家尤其是高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各个方面的亲历亲闻，不断以著述的方式展现在国人面前。
这不仅扩大了中国文化人的视野，同时也把大量新的知识传到国内。
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以“洋人的方式”
来认识和了解洋人了。
随着出使西方的官员、士人和商贾的增多，中国人开始自己感受西方并能以亲历的方式描述西方。
在这些描述中显然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中西文化对比的意味。
随后，中国政府开始制订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计划，1872年首批30名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
自此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科学、教育、社会思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知识领域，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不可不知的新的学问。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旧的知识系统的效用在萎缩，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逐步地建立起来。
这些变化必然也影响着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评判方式的转变。
同时，应运而生的西方各类科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不仅促成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的**，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中西社会、文化的深入比较过程之中。
从对西方文化的拒绝，到有限度地引入，再到不得不全面地向西方开放学习，中国人知识与思想的更替，孕育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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