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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景愚等的《枫叶红了的时候》和陈白尘的历史剧《大风歌》用喜剧的手法讽刺了“四人帮”
；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崔德志的《报春花》等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逆境中的斗争精神；贺国甫等的《血，总是热的》则呼唤工业战线的改革；丁一三等的《陈毅出山》和所云平的《彭大将军》等则歌颂了过去受到迫害的革命家的气节和品质。
而梁秉坤的《谁是强者》、中杰英的《灰色王国的黎明》、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李龙云的《有这样一个小院》等则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阴暗面”
——血统论、现代迷信、腐化犯罪等。
它们不仅提出了人民关心的问题，更将历史反思推向深入。
在艺术手法上，大多数剧作遵守传统的二元冲突的戏剧模式，但《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和《小井胡同》（李龙云编剧）等则继承了老舍《茶馆》的艺术手法，采用“冰糖葫芦式”
的戏剧结构方式，具有生活化的特点。
“探索剧”
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影响，尤其受到《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等待戈多》等的影响，普遍采用象征主义手法，采用符号化的人物和打破时空的穿越手法。
探索剧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对于戏剧想象时空的拓展，打破现实主义戏剧对于生活的拘泥。
探索剧有意将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脸谱符号和写意美学，与西方现代剧的多层次性、象征性和荒诞性、哲理性追求相结合，追求片段性叙述和史诗性结构相结合，在现实与历史甚至神话相融合的实验中创新戏剧形式，充分扩张了戏剧的表现内涵。
探索剧充分利用现代电子舞台布景和灯光等技术和电影化手法，在不同时空中实行自由切割和转换、写实场景与假定性场景的穿插组合，从而实现跨时空的联想。
探索剧还从接受理论受到启发，立志打破“第四堵墙”
，让观众、演员、导演三者之间实现交流，扩大了剧场时空和观众的参与度，提升了观众的审美自觉。
（三）90年代以后的话剧，总体来说受到的关注较少，显得“寂寞”
和“荒芜”
。
一是以现实婚姻家庭伦理为题材的剧作。
大体有以“出国热”
为背景的《留守女士》（乐美勤编剧）、《美国来的妻子》（张献编剧）、《陪读夫人》（王周生编剧）等；以婚姻家庭伦理为背景的剧作，如《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费明编剧）、《合同婚姻》（潘军编剧）、《情感操练》（吴玉中编剧）等。
这些剧作基本采用现实主义的叙述，以都市白领阶层的情感为表现对象，因其大众文化的消费特色，有人称之为“商业戏剧”
。
二是实验话剧在90年代影响较大，主要的剧作有《恋爱的犀牛》（廖一梅编剧）、《鲁迅先生》《圣人孔子》《红星美女》《切·格瓦拉》（张广天等创作）、《霸王别姬》（莫言编剧）、《大神布朗》（蛙实验剧团）、《风月无边》（刘锦云编剧）、《鱼人》《鸟人》《棋人》（“闲人三部曲”
）《坏话一条街》《厕所》（过士行编剧）、《我爱×××》《阿Q同志》（孟京辉编剧）、《八月雪》（高行健编剧）等。
实验话剧中还有一批改编创作的话剧，主要有：《臭虫》，孟京辉导演，马雅可夫斯基原著；《思凡》，孟京辉、刘天池等根据明朝无名氏传本《思凡·双下山》和意大利薄伽丘《十日谈》有关章节改编；《阳台》，让-日奈编剧，黄纪苏翻译和改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达里奥·福原著，黄纪苏改编，演出时加入了许多中国的顺口溜和说书人的弹唱，加入了某些先锋派戏剧的讽刺，甚至还加入了一大段模仿《茶馆》风格的风趣表演；《三姐妹·等待戈多》，契诃夫、贝克特原著，林兆华导演，剧作把《三姐妹》和《等待戈多》合为一体；北京的须弥剧团也曾改编了罗兰·巴特的“非小说”
作品《恋人絮语》。
90年代的实验话剧总体上来说，“后现代”
的拼贴风尚明显，其演出活动的艺术实验性和文化实验性越来越强。
[1]此观点的细致阐述可参阅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参阅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1）。
[3]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载《文艺报》，1985-07-06。
[4]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载《文学评论》，1985（1）。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228、2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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