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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持，她的散文没有宗教感，也未用宗教性的道德规范或教训世俗，但是，她没有放弃对世俗人生的“关怀”
。
从世俗中寻找出诗情，这是张爱玲的魅力，这魅力很特别，可以赏析，但却难以模仿。
张爱玲的散文使许多“小女人”
的散文相形见绌而成“东施”
。
无疑，张爱玲也有所拒绝和规避，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边缘”
意识最强的作家之一。
这个边缘既指传统与现代的交接，也指张爱玲对现实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动疏远与冷漠。
在张爱玲看来，“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
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
在解释“自己的文章”
时，张爱玲坦率而又平静地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
她注重的是人生安稳、和谐的一面，而非人生飞扬的一面：“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它在于一切时代。
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这是我们理解张爱玲散文的一把钥匙，是其魅力所在。
所谓“永恒的意味”
等等，也正是张爱玲散文被遗忘而最终又被记起的原因。
张爱玲在偏狭中完成了一次普遍意义的超越。
这样说并非作非此即彼的裁定。
我们只有超越两极思维的模式，才能看到文字所抒写的安稳的人生在时代背景中的位置和它对飞扬人生所作的必要补充。
王尧：《文字的灵魂》，134～13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
9.如果说30年代的“独语”
体散文作者还有一个虚拟的“梦中的国土”
（何其芳语），在遥远的彼岸世界构成着一颗颗飘泊的灵魂的心理慰藉，那么，在张爱玲这里，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浓重的幻灭感。
“孤岛”
文化固然已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型产物的交流”
，而世界范围的战争更使她感到人类“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她置疑的是：“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
（《烬馀录》）在张爱玲的《流言》中，我们几乎找不到30年代“独语”
语境中所蕴涵的理想色彩与浪漫气质，她力图还原的，是战争背景中人的固有本性。
理想主义文学传统中关于人的神性的童话在张爱玲笔下彻底消解了。
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地理解和宽悯。
其实，真正构成战争的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灭，是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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