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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剑钊.论冯至的“十四行诗”
.诗探索，1997（4）.
龙泉明.论四十年代诗歌的历史发展.文学评论，1997（2）.
龙泉明.四十年代“新生代”
诗歌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1）.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拓展练习
1.“五四”
以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卞之琳等人都曾移植借鉴西方十四行诗体，但成就高低不一，影响相当有限。
直到冯至，才较好地实现了“不让十四行传统的格律约束我的思想，而让我的思想能在十四行的结构里运转自如”
这一诗歌理想。
对此，陆耀东认为“冯至的十四行诗，既是中国十四行诗成熟的标志，又代表着十四行诗的最高水平”
。
[5]细读《十四行集》之二十一首“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分析《十四行集》的卓异之处，探析冯至对十四行诗的“本土化”
作出的贡献。
2.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本应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的爱情叙事却被视作时代政治的衍生物，被强行填充进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曲折性、正义性和必然性的具体演绎。
《王贵与李香香》正是顺应这一时代要求的典范之作。
作品一经发表，旋即引起轰动，被郭沫若赞为从“人民翻身”
到“文艺翻身”
的“响亮信号”
。
分析《王贵与李香香》在艺术形式、在思想主题上是如何完成“翻身”
的。
3.在《抗战与诗》中，朱自清对战后新诗诗体流变做出精辟概括：“抗战以前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抗战以来的诗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
……而朗诵诗的提倡更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
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朗诵虽在散文化，但为了便于朗诵，也多少需要格律。
所以散文化民间化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
需注意的是，在这一文体流变之后，即抗战诗歌在趋向散文化但又同时向格律回转的矛盾发展背后，所潜隐的是中国现代新诗资源与根基的巨大转变，即由追求“世界性”
的五四传统转向突显“民族性”
的民间传统，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请结合抗战前期的“民族形式”
论争、1942年的“延安讲话”
，探析这一转变的理论依据与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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